中国大陆LGBT运动史

中国大陆LGBT运动史涉及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中国大陆建立社群、改变社会认识、提供互助服务并争取权利的历史。其现代组织形态主要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既包括公共卫生项目、热线、刊物、网站与文化活动，也包括家庭支持、专业培训、调查研究和诉讼。不同群体进入公共领域的时间、资源和表达方式并不相同，不能用某一种组织或单一法律事件概括整个运动。

本条目以现代中国大陆为范围；香港与台湾的制度和运动脉络分别见香港LGBT运动史、台湾LGBT运动史。古代文献中的同性爱欲和性别越界，是理解性与性别历史的材料，但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LGBT身份、组织或政治诉求。

从隐蔽交往到公共讨论

性学、医学与社会调查

现代同性恋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20世纪性科学、精神医学和社会研究的译介有关。包宏伟的研究提醒，改革开放后的身份表达，既受到跨国文化影响，也是在本地医学、社会学和媒体讨论中形成的，不能只用西方文化输入解释大陆社群的出现。

1980年代，医学科普刊物开始讨论同性恋。1981年张明园借《红楼梦》讨论相关现象；阮芳赋1985年以笔名发表《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提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同一时期的医学书籍仍使用「性变态」等分类。讨论的增加与病理化话语可以同时存在，并非科学界已经形成一致意见。李银河、王小波随后以访谈研究男同性恋者的生活，《他们的世界》于1992年在香港出版。这类研究把交友、感情和社会生活带入公共讨论，超出了只讨论犯罪或治疗的框架。

学者和医务人员进入社群时，也接触到早已存在的交往网络。2009年《中国发展简报》的回顾把公园、浴池、公厕等「点儿」以及后来出现的酒吧、聚会与网络联系起来。公共卫生工作者、研究者和当事人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有人以调查对象或服务对象身份被看见，也有人开始自己组织活动。社交网络的存在，与公开倡导组织的成立，应当分别理解。

艾滋病防治与早期互助

1992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艾滋病求助热线开展「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1994年爱知行动项目建立，编辑《爱知简报》，开展安全性教育。1998年，青岛的《朋友》通讯开始把理解同性恋与艾滋病教育结合。热线和通讯除了传播健康信息，也提供了相识、来信和分享经验的渠道。

艾滋病防治此后成为部分男同性恋组织与疾控机构合作的重要领域。Catherine Yuk-ping Lo根据政策文献及2011年、2016—2017年的访谈分析指出，国际艾滋病项目的资金和参与机制，为相关民间组织提供了进入政策与服务体系的机会；这种合作又受资助变化和国内管理条件限制。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空间，并不等于所有性少数议题获得同等支持。

这里的「男男性行为者」（MSM）是公共卫生中按行为界定的人群，与男同性恋身份并不完全重合。以MSM为重点的项目能够支持检测、同伴教育与转介，却未必覆盖女同性恋、双性恋女性、跨性别男性等群体的主要需要。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记录了这种资源与可见度的不均衡。

1990年代的女性社群与跨地域联系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论坛，为中国大陆女性与海外女同性恋活动者相遇提供了机会。Stephanie Yingyi Wang将这次会议视为女同及女性主义组织网络发展的重要节点；其意义包括跨国联系、权利语言与组织经验，而不只是一次公开活动。

何小培2002年的当事回忆，记录了1990年代北京女性社群怎样从私人聚会逐渐组织起来。女性参加夜生活面临的障碍较多，早期活动常在家中吃饭、跳舞；参加者也不以是否认同同性恋作为唯一门槛。书信、寻呼热线、互联网和亚洲女同性恋电子邮件网络，使不同地区的人得以联系。活动随后扩展到体育和讨论，并由参加者分担组织工作。

何小培还记述，1998年10月北京举行全国女性同志会议，会后设立工作小组并创办内部刊物《天空》。这些活动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参与者和办公地点。以住宅、通讯录和志愿者维系的组织形式，在正式机构之外保存了交流与互助空间。她的记述同时提到聚会改换地点、用私人聚会名义降低外部注意的做法，显示社群扩展始终伴随限制。

女同运动与男同公共卫生网络有合作，也有不同的发展路线。Wang的分析特别强调，女性组织在家庭、性别不平等和权利方面的工作，未必容易获得以艾滋病项目为中心的资助。把缺少公开场所、媒体曝光或经费当作需求较少，会遗漏女性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面对的压力。

1997年与2001年：法律和医学分类的变化

流氓罪的取消及其解释

1997年修订刑法取消了流氓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清理旧文件时，明文以此为理由废止1984年办理流氓案件的相关解答。这份2010年决定确认的是1997年刑法已经发生的改变，不能把两个年份混为一谈。

这一变化常被运动和公共叙述称为「同性恋非罪化」，但不宜理解为此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同性恋身份的独立罪名，随后由专门的同性恋权利法废除。郭晓飞在讨论相关法律史时指出，取消流氓罪与罪刑法定等刑法改革相联系，把它理解为同性恋非罪化，也包含社群后来赋予这一事件的意义。法律分类的改变与其被运动解释、使用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的两层历史。

CCMD-3与部分去病理化

2001年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不再把所有同性恋者一概纳入诊断。但它并没有删除所有相关名称：62.3「性指向障碍」下仍列62.31「同性恋」和62.32「双性恋」，说明文字把个人不希望如此、犹豫及伴随的焦虑、抑郁和内心痛苦，与保留这些诊断联系起来。将这一节点称为去病理化，需要说明其范围；「2001年删除一切同性恋诊断」不符合原文。

这次修订也有活动者参与沟通的历史。万延海在《中国同性恋走向正常》中记录了与CCMD-3工作组人员的联系、对专业意见的讨论和倡导工作，并转述陈彦方关于保留「自我不和谐」类别的解释。这是参与者留下的过程记录，说明分类变化并非只有医学机构内部的一纸决定；同时，也不能由某一参与者的回顾推定所有改革都出于单一人物或单一原因。

同性恋、双性恋的分类变化与跨性别相关诊断并非同一条时间线。CCMD-3另保留「性身份障碍」及其下的「易性症」。此后跨性别医疗、法律性别和去病理化讨论继续发展，不能将2001年的变化写成整个LGBT群体已同时完成医学分类改革。

2000年代：网络、影像与社群文化

互联网降低了跨地区联系的门槛。个人故事、论坛、博客和后来出现的微博，让人们在日常环境之外找到名称、经验与伙伴，也为爱白、淡蓝等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基础。Tao Hong与Lucas Monteil的研究将网络理解为组织动员的一部分：活动信息能够传播，地方小组能建立联系，原先分散的人也能围绕公共争议展开讨论。

网络同时带来对运动方向的争论。2011—2012年前后，活动者讨论「先天论」与酷儿理论、是否应公开出柜、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以及女性、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能否在运动中充分发声。华人拉拉联盟的《酷拉时报》把这些分歧作为值得记录的社群历史，其刊物宗旨强调不能把拉拉简单消融在「女性」或「同志」的概括中。

双性恋者的可见度尤其不能只用同性伴侣是否公开来衡量。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记述，双性恋组织和联系较多出现在线上，线下活动较零散；双性恋者也可能在异性恋和同性恋环境中都遭遇不信任。运动采用LGBT名称，并不自动消除其内部关于忠诚、身份真假或代表性的偏见。

影像是另一种组织方式。2001年12月，北京大学学生与崔子恩等人合作举办同性恋电影节。组织者杨洋的回顾写到，学生负责场地、宣传与售票，崔子恩联系影片和嘉宾；放映既让观众接触作品，也使导演、研究者和社群相遇。此后影展经历场地受阻、变更名称和限制宣传等情况，2007年以「酷儿电影论坛」形式举办。

影展的历史说明，文化生产与组织工作往往交织：找片、翻译、通知观众、寻找空间和映后讨论，都是社群劳动。它也显示公开程度没有持续沿着一个方向增加；同一项活动可以在某届受到关注，在另一届又依靠邮件和熟人通知维系。不能用某一次放映成功推定此后已有稳定的公开放映制度。

2009年开始的上海骄傲节则以论坛、聚会等活动提升社群可见度，后来也举办体育活动。2020年6月的活动包括骄傲跑。节庆、影展和社交空间让参与者建立联系，参加文化活动的人也不必都属于同一种身份或认同同一套倡导路线。

服务组织、家庭与研究的扩展

从聚会到专业支持

2000年代中后期，社群工作逐渐涉及心理健康、反家暴、家庭沟通、专业人员培训与法律援助。2007年在珠海举办的跨区域华人女同志组织者培训营，联系了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参与者；这类网络既让地方组织获得经验，也延续了女性社群跨地域合作的传统。

同语对女同性恋及双性恋女性家庭暴力的调查，体现了议题如何从经验交流转成研究和服务。其2007—2009年调查成为《家庭暴力知多少——给拉拉的对策建议》的基础，手册区分来自父母亲属、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的暴力，并讨论预防、应对和安全计划。这一工作把常被视为私人事务的问题放入公共讨论，也使双性恋女性的经历进入组织材料。

家庭支持并不只有向父母讲授知识。2008年在广州成立的同性恋亲友会，通过恳谈会等方式，让家长遇到其他家庭。吴幼坚2011年接受采访时，一方面支持有意愿者出柜，另一方面明确反对将出柜变成人人必须完成的要求，强调要结合本人和父母的实际关系。这反映了运动中公开身份、家庭接纳与个人安全之间的协商。

家庭也影响经济自主、工作与伴侣生活。Lo等人2022年的研究结合2017年对北京20名女同性恋者的访谈，以及2018—2020年两家社群平台的文章，讨论经济独立、催婚与建立家庭的障碍。研究中的访谈和社群文章呈现了通过工作取得经济自主、争取家人承认的做法，也记录了不直接出柜而让家人逐渐了解伴侣关系的经验；其样本范围有限，不能当作所有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统一选择。

调查、分类与新的可见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志中心与地方社群合作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报告于2016年发表，涵盖家庭、学校、职场、医疗和社会服务。调查把性取向、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分别提问，使不同群体的处境能够比较，而不是把所有经验都合并为「同性恋问题」。

这类报告也有明确边界。2016年报告分析了28,454份有效线上问卷，包含性少数与非性少数受访者，并辅以访谈；网络滚雪球招募使样本偏年轻、城市化，性少数样本中男性较多。报告本身承认这种偏差可能高估环境友好程度。它是当时倡导与研究合作的成果，不能用来直接计算大陆LGBT总人口或推定社会态度的精确全国比例。

2017年，北京同志中心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另开展跨性别及非性别常规者调查。报告说明其网络招募、筛选标准和2,060份有效问卷，分别呈现医疗、学校、工作、家庭及心理支持等问题。专门调查有助于把跨性别者从概括的LGBT叙述中区分出来；报告的分类也包括易装者，不能把每项样本结果都无条件称为所有跨性别者的情况。

医疗制度的变化与这些倡导同时存在，却不是同一件事。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性别重置技术规范，对生殖器切除、成形等主体手术规定年龄满18岁，并列精神科或心理科诊断、本人申请、亲属告知等材料。告知亲属不等于规范授予亲属普遍否决权；这套条件也不能推广为一切激素治疗和心理支持的统一条件。医疗准入与身份自主之间的关系，持续构成跨性别议题的一部分。

2010年代以来的法律动员

活动者开始更多使用诉讼、政府信息公开和法律传播。《中国多元性／别影响性诉讼倡导手册》记录的议题包括扭转治疗、就业、教材污名、影视下架与组织注册。案件的作用既可能是取得个人救济，也可能是迫使机构回应问题；能够立案、得到媒体关注和最终胜诉，并不是同一结果。

2014年小振诉心理咨询机构案，法院认定关于「专业治疗同性恋」的宣传存在虚假内容，判令机构赔偿经济损失并道歉。该案推动了对扭转治疗的公共讨论，但裁判处理的是具体宣传、诊疗与侵权问题，不能概括成全国已经全面禁止一切扭转干预。

当当网跨性别员工案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北京二中院2020年1月3日终审判决围绕病假、解除合同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展开，确认公司解除违法；法院还讨论了当事人变更登记性别后在工作场所获得尊重的问题。个案能形成可供援引的司法论述，但其具体病假证据和劳动关系条件，仍决定着裁判结果，不能据此承诺所有就业歧视案件都会胜诉。

这些实践使性取向、性别认同与平等就业、健康、人格利益等既有法律概念发生联系。与此同时，证据取得、诉讼资格和适用法律也可能限制请求。法律动员因此既留下了救济经验，也留下败诉、无法立案或只获得部分支持的记录。

2018年以来的平台争议与活动空间变化

2018年4月，微博宣布清理包括同性恋题材在内的内容，引发用户以「我是同性恋」等方式抗议。4月16日，平台宣布此次清理不再针对同性恋内容。这是一次具体平台决定发生改变的事件；它并没有建立不受以后审核影响的永久保障。

网络既是联系和表达的渠道，也是受平台规则影响的空间。2021年7月，美联社报道大学学生和非政府组织经营的LGBT公众号被封禁；受访组织者说，包含个人故事和活动照片的历史内容被清除，平台通知违反规则但未说明细节。此类删除也使长期积累的文章与组织记忆难以继续访问。

线下活动也经历中断。上海骄傲节于2020年8月宣布取消后续活动并停止安排未来活动；组织者向路透社表示需要保护参与者安全，但没有公开具体原因。2026年3月24日，其官网《社群公告》再次说明，自2020年停止运作以来未再组织骄傲活动，同时表示愿意分享经验和开展合作。公告不等于恢复举办活动。

2023年5月15日，北京同志中心（北同文化）宣布终止运营，声明使用「不可抗力」作为理由。美联社报道回顾了中心的聚会、放映、低收费心理咨询及友善医疗资源工作。停运使一个提供多种支持的公共空间中断，但声明本身没有详述原因，也不足以证明其他城市和形式的所有社群工作都已消失。

从早期住宅聚会、热线和通讯，到网站、机构、电影节、调查与诉讼，大陆LGBT运动留下了多种实践。它们的存续条件并不一致：公共卫生服务、文化表达、女性与家庭议题、双性恋和跨性别组织工作，可能在同一时期面对不同的机会和限制。研究这段历史，也需要继续辨认大城市、受教育者和公开组织以外的经验；公开资料较少，并不表示这些人的生活、联系与互助从未存在。

相关条目

• 中国跨性别运动简史
• 跨性别去病理化的历史
• 北京同志中心
• 贵阳跨性别就业歧视案
• 当当网跨性别员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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