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渡与再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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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渡(detransition)一般指一个人在开始社会、医疗或法律上的性别过渡之后,停止、改变方向或逆转这一过程;再过渡(retransition)指去过渡之后再次开始过渡。[1][2] 这些经历的原因、持续时间和本人的感受差别很大:有人因为家庭压力或歧视暂时停下,之后又恢复过渡;有人对性别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也有人因健康原因停用激素,但性别认同没有改变。[3][2]

去过渡的比例和原因是跨性别医疗中争议较大的研究问题,也常在政策辩论中被引用。本条目整理现有研究的发现、方法局限和各方解读,并介绍去过渡者可能需要的照护。各方结论不同时,本文注明出处,不替读者裁决。

名称与概念

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文献中“去过渡”的用法并不统一。2021年一篇提出分类的论文指出,研究者和临床人员对这个词的用法不一致,并建议按照当事人是否仍保持跨性别认同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去过渡。[4] 内分泌科医生Irwig在2022年的评论中也强调,去过渡与后悔是不同的概念,可能在部分人身上重叠,但不能当作同义词。[5]

相关概念的区分
概念 常见含义 说明
去过渡 停止、改变或逆转已经开始的过渡 可以是社会、医疗、手术或法律层面;可以是暂时或长期的
再过渡 去过渡后再次过渡 一些人在暂停后恢复原来的过渡,也有人转向另一种性别表达
停药 停止使用性别肯定激素 原因可能是副作用、费用、健康问题或去过渡;不等于认同改变
后悔 对某项已接受的医疗措施感到遗憾 有人后悔但没有去过渡,也有人去过渡但不后悔

[5][6][4]

Cohn在2023年的文章中举例说明这些情况的组合:有人既后悔又去过渡;有人后悔某项医疗措施,但认为身体已经改变而不打算去过渡;也有人不说自己后悔,只是事后认为当初不必医疗化。[6]

WPATH《照护标准》第八版(SOC8)的术语表把去过渡定义为“有时用来描述一个人重新过渡到通常与其出生时指定性别相联系的性别”。[2] 2025年一项北美调查则采用了更宽的定义,即“停止、转变或逆转最初的性别过渡”。[1] 不同研究采用不同定义,是各研究的比例难以比较的原因之一。[7]

SOC8还指出,有些跨性别成人在探索中会尝试一段时间某种认同或表达,之后加以调整或回到以前的认同;这一探索过程“不一定等同于”后悔、困惑或决策失误,因为认同的变化不必否定之前的过渡决定。[2]

去过渡的不同层面

Irwig把去过渡分为社会(姓名、代词)、医疗(激素)、手术和法律几个层面。[5] 一个人可能只在其中某些层面去过渡;去过渡后也可能仍认同跨性别,或转向非二元等其他认同。[4][6][8]

研究发现

比例:不同研究问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已有的数字差异很大,主要因为研究对象、定义、随访时间和统计方式不同:

部分研究的结果(按研究类型分组)
研究 设计与人群 主要结果
2015年美国跨性别调查(USTS) 27,715名在填问卷时认同跨性别或性别多元的成人;非概率样本 8%的受访者曾“回到出生时指定的性别生活,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其中62%在调查时以非出生性别全职生活
Turban等,2021(USTS再分析) 17,151名曾以广义方式追求性别肯定的受访者 13.1%报告曾去过渡
Wiepjes等,2018(荷兰阿姆斯特丹) 1972—2015年就诊于一家性别门诊、接受性腺切除者 被识别为后悔的比例:跨性别女性0.6%,跨性别男性0.3%
Roberts等,2022(美国军队医疗系统) 952名现役、退役或已故军人的子女和配偶,平均19.2岁 4年激素继续使用率70.2%;跨性别女性81.0%,跨性别男性64.4%
van der Loos等,2022(荷兰) 720名在青春期开始青春期阻断、后接受激素者 随访时98%仍在使用性别肯定激素
Hall等,2021(英国一家成人性别门诊) 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出院的175人 12人(6.9%)符合作者对去过渡的定义;作者认为去过渡可能比以往报告的更常见
Kaltiala等,2024(芬兰全国登记) 1996—2019年接受激素治疗的1,359人 平均随访8.5年,7.9%停止既定的激素治疗;较晚就诊的组别停药风险更高
Feigerlova,2025(系统综述) 15项观察性研究 开始激素治疗后停药的比例在1.6%—9.8%之间

[9][3][10][5][11][12][13][14][7]

阅读这些数字时可以注意:

  • 分母不同。USTS报告的8%以全部受访者为分母,Turban等的13.1%以曾追求性别肯定的人为分母;两者来自同一份调查,并不矛盾。[9][3]
  • 衡量的事件不同。Wiepjes等统计的是性腺切除后的后悔,Roberts等和van der Loos等统计的是激素处方是否继续,USTS问的是是否曾“回到出生时指定的性别生活,哪怕只是一段时间”。[10][11][12][9]
  • 停药不等于去过渡。Irwig指出,Roberts等的研究无法知道约30%的停药者为何停药,也无法计入军队医疗系统以外的处方,且以停药超过90天作为标准。[5]
  • 失访与随访时间。Irwig指出,Wiepjes等研究的失访率达36%,后悔平均在10.8年后才出现,因此比例可能被低估。[5] Cohn也认为,许多研究的随访时间不足或失访较多,难以可靠反映后悔和去过渡的真实比例。[6]
  • 就诊人群在变化。Irwig认为,随着就诊人数增加、知情同意模式的推广、接受充分心理评估的比例可能下降,以及就诊者中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者和非二元者增多,去过渡的人数“可能增加”,早期研究中较低的比例可能不再适用于现在的人群。[5] 芬兰全国登记研究发现,2013—2019年开始就诊者的停药风险约为1996—2005年就诊者的2.7倍;作者推测开始激素治疗的门槛可能已经降低。[14] SOC8则认为,跨性别人数增加会使去过渡的绝对人数增加,但比例“应保持稳定且较低”。[2]

2025年的系统综述总结说,纳入研究对去过渡的定义和研究设计都不一致,许多研究样本量太小、随访期不够、没有使用个人层面的数据,也没有考虑混杂因素。[7] Cohn在2023年的文章中明确表示,自己的论点不是说真实比例偏高或偏低,而是“它们是未知的”。[6]

原因:取决于问的是谁

关于为什么去过渡,不同招募方式的研究得出的图景差别很大。

从跨性别群体中招募的研究。USTS只调查了在填问卷时认同跨性别的人。报告列出的去过渡原因包括来自父母的压力(36%)、过渡太困难(33%)、受到过多骚扰或歧视(31%)、难以找工作(29%)、来自其他家人的压力(26%)和来自配偶或伴侣的压力(18%);5%的人表示是因为意识到性别过渡不适合自己,相当于全部受访者的0.4%。[9] Turban等对同一数据的再分析发现,82.5%的去过渡者至少报告一项外部因素,15.9%报告至少一项内部因素,例如对性别认同的波动或不确定。[3] 作者在论文中说明,由于USTS只调查了当时仍认同跨性别的人,这项研究不能说明那些如今认同顺性别者的去过渡原因。[3]

从去过渡群体中招募的研究。Littman在2021年通过社交媒体、邮件列表和滚雪球方式,招募了100名曾为过渡使用激素或接受手术、之后去过渡的人,其中69%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报告的原因包括:更愿意认同出生性别(60%)、担心医疗并发症(49%)、认为自己的性别焦虑由创伤、虐待或心理健康问题等特定原因引起(38%)、受到歧视(23%)。55%的人认为自己在过渡前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估,只有24%告诉了临床医生自己已经去过渡。[15] 另一项从网上去过渡社群招募237人的调查中,参与者92%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最常见的原因是认为自己的性别焦虑与其他问题有关(70%)。[16][5] Littman在论文中承认,这类横断面便利样本存在选择偏差,无法推断因果,结果也不一定能推广到所有去过渡者。[15]

访谈研究。加拿大一项对28人的访谈研究发现,去过渡的原因包括对性别认同的理解变化和健康顾虑;一部分人感到后悔,但多数人对自己过去接受的医疗或手术结果感到满意。[17] 同一项目的另一篇论文报告,57%的参与者有过三种或以上的性别认同,60%在过渡过程中从二元跨性别认同转向非二元认同。[8]

SOC8的解读是:在没有改变认同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因为压迫、暴力、社会与人际冲突、手术并发症、健康顾虑、缺乏资源或对结果不满意而停止过渡;把因认同改变和非因认同改变的人混在一起,可能会夸大“因认同改变而去过渡”的人数。[2]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2025年的报告则认为,去过渡原因复杂,可能涉及外部或内部因素,而“去过渡与后悔率极低”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持。[18]

再过渡

再过渡的研究更少。USTS的数据显示,曾去过渡者中多数只是暂时如此。[9] 由于USTS只调查填问卷时仍认同跨性别的人,Turban等研究中的去过渡者在调查时都仍认同跨性别或性别多元。[3] 在儿童方面,美国一项追踪317名在童年完成社会过渡的跨性别儿童的研究发现,平均5年后,7.3%至少经历过一次再过渡;研究结束时94%认同二元跨性别,2.5%认同顺性别,3.5%认同非二元。[19] 2025年发表的北美调查中,957名有去过渡经历者描述了在去过渡和再过渡时需要的医疗信息、心理支持和社群支持。[1]

外科医生报告的后悔

Narayan等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中,向报名参加2016年WPATH会议和2017年USPATH会议的154名外科医生发出匿名问卷,30%回复。回复者共治疗了约18,125至27,325人,报告有62人表达后悔(0.2%—0.3%),原因被分为真正的性别相关后悔(42%)、社会性后悔(37%)和医疗性后悔(8%)。[20] Cohn认为这种以“医生遇到的后悔例数”除以总手术量的算法,随访时间、失访情况和测量方法都不清楚,难以解读。[6] SOC8的手术章节采用了Narayan等的三分法,并引用包括该研究在内的多项研究,称手术后悔的比例“非常低”(0.3%—3.8%)。[2] 关于手术后悔的更多讨论见阴道成形术。

照护与支持

指南的建议

SOC8第5.7条建议,对希望去过渡并寻求激素或手术干预的成人,应进行全面的多学科评估,纳入有经验的跨性别健康专业人员的意见,并与本人一起考虑社会过渡在评估中的作用。[2] 指南的说明部分还提出:

  • 与本人一起充分理解当初接受治疗和现在决定去过渡的动机,仔细探讨对以往身体变化的顾虑,尽量避免逆转手术带来类似的问题;
  • 若要逆转永久性的身体变化,很可能需要先以该性别角色生活较长时间;
  • 支持本人应对社会变化,以及可能出现的失败感、羞耻、抑郁或内疚;
  • 协助应对可能导致去过渡或由去过渡引起的偏见和社会困难,并帮助本人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就医。[2]

Turban等建议,临床人员在接触正在考虑去过渡的人时,应评估家庭排斥、歧视等可能的外部因素。[3] SOC8同时写道,有人会请求停止或逆转过渡,但这些罕见的请求“不得被用作”中断大多数跨性别成人必要医疗的理由。[2] 在青少年部分,SOC8提到有青少年去过渡但不后悔开始治疗,也承认这可能不是多数去过渡者的看法,并建议医疗人员准备好支持去过渡的青少年。[2]

2024年英国的Cass评估建议,英格兰国民保健署(NHS England)应为考虑去过渡的人提供服务,并考虑到他们可能不愿意回到原来的服务机构。[21][22] NHS England在2024年8月的实施计划中承认目前没有针对去过渡的临床路径,并表示将研究去过渡的发生率与原因、支持需求和可能的干预措施。[21]

当事人报告的困难

多项研究都发现,去过渡者常常得不到合适的照护:

  • 加拿大的访谈研究中,参与者描述医疗上的去过渡在身心上都很困难,但回避就医很常见,并遇到污名和对去过渡相关医疗需求缺乏准备的临床人员。[17]
  • 237人的网上调查中,参与者报告需要心理支持,以及停用或更换激素、处理手术并发症和逆转手术方面的医疗支持;许多人表示缺乏支持,负面经历来自医疗和心理健康系统,也来自LGBT+社群。[16]
  • 2025年北美957人的调查以“医生根本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为题,参与者提到最多的需求包括了解去过渡的医疗人员、社群支持和人际支持。[1]
  • 加拿大访谈研究的另一篇论文中,部分参与者认为自己在接受医疗措施前缺少澄清个人需求的机会,希望知情同意时能更充分地讨论风险与获益;作者建议按照SOC8采用个体化的知情同意。[8]

身体方面的考虑

停用激素后,有些变化会逐渐减退,有些则不会。UCSF的指南指出,睾酮引起的声音变低和胡须生长都是不可逆的;女性化激素治疗的指南也说明,出生时青春期带来的许多男性特征在青春期完成后是永久性的。[23][24] Irwig提醒,知情同意时应特别说明睾酮导致的声音变化和性腺切除后的性腺功能减退等不可逆变化。[5] 美国HHS 2025年的报告还列出了雌激素引起的乳房发育和不育,以及睾酮引起的体毛、阴蒂增大和雄激素性脱发等可能持续的变化。[18]

切除性腺后,停用所有激素会导致性腺功能减退;是否改用其他激素、如何调整剂量,需要由内分泌科医生评估。[5][25] 2024年一篇综述讨论了去过渡中的内分泌管理、逆转手术,以及针对创伤和羞耻感的心理治疗方法。[25] 涉及激素的基础知识见激素替代治疗,生育问题见生育力保存。

Cass评估建议,去过渡者应在支持性的环境中得到仔细的监测,尤其是在停用激素的时候。[22] 因此,不建议在没有医疗指导的情况下自行突然停用或更换激素,已经切除性腺的人更要注意。可以先联系原来的处方医生或其他内分泌科医生,说明想要达到的目标。

中国大陆的相关规定

中国大陆的《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年版)》要求,手术对象在接受主体手术前,对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术前还须充分告知手术后果和可能的并发症,并签署知情同意书。[26] 该规范的性别重置技术部分没有单独涉及去过渡或逆转手术。[26] 曾经暂停过渡的人,若日后考虑手术,可以提前向医院确认“无反复”在实际审核中如何认定。手术条件的整体介绍见中国大陆性别重置手术。

心理支持

SOC8提到,去过渡可能伴随失败感、羞耻、抑郁或内疚;在网上调查中,许多去过渡者描述这一过程让人感到孤立,部分人在LGBT+社群中也有过负面经历。[2][16] 选择心理咨询时,可以优先考虑对性别议题有经验、不预设结论的咨询师,见心理咨询的选择与初次会谈。去过渡的支持不同于以改变性别认同为目标的扭转治疗;后者的识别见扭转治疗的识别与对抗。出现自伤或自杀念头时,见自杀危机应对与安全计划。

在政策辩论中的使用

近年,去过渡者的经历在许多国家的政策和诉讼中被引用。加拿大访谈研究的作者指出,去过渡者的叙述常被当作当代性别肯定照护存在局限的证据,但关于他们自身就医经历的实证研究很少。[8]

美国。202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Skrmetti案中维持田纳西州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青春期阻断剂和激素的法律。判决书引述了该州立法认定,即未成年人缺乏充分理解这些治疗后果的成熟度,且“许多人”对未成年时接受的这些措施表示后悔。[27] 托马斯大法官的协同意见把去过渡者描述为接受过性别过渡治疗、但不再认为自己是跨性别者的人,并写道,他们的声音给了各州“又一个理由”质疑儿童是否给出了知情同意,并引用了去过渡者团体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同一份协同意见在脚注中记录,美国联邦政府在口头辩论中称“所有现有证据都表明”去过渡者是“很少的一部分”;托马斯大法官对此回应说,放弃过渡的人可能不再联系医生,因而从统计中消失。[27]

同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布的儿童性别焦虑报告认为,去过渡率未知,“去过渡与后悔率极低”的普遍说法得不到证据支持。[18] WPATH和USPATH在2025年5月的回应中批评该报告歪曲现有研究、作者匿名、选择性汇编以往的系统综述。[28]

英国。Cass评估认为,接受激素治疗的年轻人中有多少人去过渡仍然未知,因为缺少长期随访研究,但有迹象表明人数在增加;评估建议为考虑去过渡的人提供服务。[22][21]

不同立场的论点。主张限制青少年医疗措施的一方常引用去过渡者的证词,以及“去过渡率未知”“早期低比例不适用于现在的人群”等观点。[27][18][5] 支持性别肯定照护的一方则强调,多数研究中的比例较低,许多去过渡由外部压力引起,而且罕见的去过渡请求不应成为中断他人必要医疗的理由。[2][3] 两方都在使用前文中方法差异很大的研究。阅读政策辩论时,可以先确认对方引用的是哪项研究、衡量的是什么事件,以及样本从哪里招募。

常见误解

  • “去过渡就是后悔。”二者是不同概念:有人去过渡但不后悔,也有人后悔某项措施但并不去过渡。[5][17]
  • “去过渡说明此人当初不是真正的跨性别者。”研究显示,许多去过渡者是因为外部压力,部分人后来再次过渡,也有人的认同在一段时间后改变。原因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3][9][8]
  • “已经有一个公认的去过渡率。”各研究的定义、人群和随访时间差别很大,数字从不到1%到约30%(以4年内停药计)不等;系统综述和评论都指出现有数据难以给出可靠的总体比例。[7][6][11]
  • “去过渡者不需要专门的照护。”多项研究记录了去过渡者在医疗、心理和社群支持方面的未满足需求,SOC8也建议提供多学科支持。[1][16][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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