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過渡與再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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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過渡(detransition)一般指一個人在開始社會、醫療或法律上的性別過渡之後,停止、改變方向或逆轉這一過程;再過渡(retransition)指去過渡之後再次開始過渡。[1][2] 這些經歷的原因、持續時間和本人的感受差別很大:有人因為家庭壓力或歧視暫時停下,之後又恢復過渡;有人對性別的理解發生了變化;也有人因健康原因停用激素,但性別認同沒有改變。[3][2]

去過渡的比例和原因是跨性別醫療中爭議較大的研究問題,也常在政策辯論中被引用。本條目整理現有研究的發現、方法局限和各方解讀,並介紹去過渡者可能需要的照護。各方結論不同時,本文註明出處,不替讀者裁決。

名稱與概念

幾個容易混淆的概念

文獻中「去過渡」的用法並不統一。2021年一篇提出分類的論文指出,研究者和臨床人員對這個詞的用法不一致,並建議按照當事人是否仍保持跨性別認同來區分不同類型的去過渡。[4] 內分泌科醫生Irwig在2022年的評論中也強調,去過渡與後悔是不同的概念,可能在部分人身上重疊,但不能當作同義詞。[5]

相關概念的區分
概念 常見含義 說明
去過渡 停止、改變或逆轉已經開始的過渡 可以是社會、醫療、手術或法律層面;可以是暫時或長期的
再過渡 去過渡後再次過渡 一些人在暫停後恢復原來的過渡,也有人轉向另一種性別表達
停藥 停止使用性別肯定激素 原因可能是副作用、費用、健康問題或去過渡;不等於認同改變
後悔 對某項已接受的醫療措施感到遺憾 有人後悔但沒有去過渡,也有人去過渡但不後悔

[5][6][4]

Cohn在2023年的文章中舉例說明這些情況的組合:有人既後悔又去過渡;有人後悔某項醫療措施,但認為身體已經改變而不打算去過渡;也有人不說自己後悔,只是事後認為當初不必醫療化。[6]

WPATH《照護標準》第八版(SOC8)的術語表把去過渡定義為「有時用來描述一個人重新過渡到通常與其出生時指定性別相聯繫的性別」。[2] 2025年一項北美調查則採用了更寬的定義,即「停止、轉變或逆轉最初的性別過渡」。[1] 不同研究採用不同定義,是各研究的比例難以比較的原因之一。[7]

SOC8還指出,有些跨性別成人在探索中會嘗試一段時間某種認同或表達,之後加以調整或回到以前的認同;這一探索過程「不一定等同於」後悔、困惑或決策失誤,因為認同的變化不必否定之前的過渡決定。[2]

去過渡的不同層面

Irwig把去過渡分為社會(姓名、代詞)、醫療(激素)、手術和法律幾個層面。[5] 一個人可能只在其中某些層面去過渡;去過渡後也可能仍認同跨性別,或轉向非二元等其他認同。[4][6][8]

研究發現

比例:不同研究問的不是同一個問題

已有的數字差異很大,主要因為研究對象、定義、隨訪時間和統計方式不同:

部分研究的結果(按研究類型分組)
研究 設計與人群 主要結果
2015年美國跨性別調查(USTS) 27,715名在填問卷時認同跨性別或性別多元的成人;非概率樣本 8%的受訪者曾「回到出生時指定的性別生活,哪怕只是一段時間」;其中62%在調查時以非出生性別全職生活
Turban等,2021(USTS再分析) 17,151名曾以廣義方式追求性別肯定的受訪者 13.1%報告曾去過渡
Wiepjes等,2018(荷蘭阿姆斯特丹) 1972—2015年就診於一家性別門診、接受性腺切除者 被識別為後悔的比例:跨性別女性0.6%,跨性別男性0.3%
Roberts等,2022(美國軍隊醫療系統) 952名現役、退役或已故軍人的子女和配偶,平均19.2歲 4年激素繼續使用率70.2%;跨性別女性81.0%,跨性別男性64.4%
van der Loos等,2022(荷蘭) 720名在青春期開始青春期阻斷、後接受激素者 隨訪時98%仍在使用性別肯定激素
Hall等,2021(英國一家成人性別門診) 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出院的175人 12人(6.9%)符合作者對去過渡的定義;作者認為去過渡可能比以往報告的更常見
Kaltiala等,2024(芬蘭全國登記) 1996—2019年接受激素治療的1,359人 平均隨訪8.5年,7.9%停止既定的激素治療;較晚就診的組別停藥風險更高
Feigerlova,2025(系統綜述) 15項觀察性研究 開始激素治療後停藥的比例在1.6%—9.8%之間

[9][3][10][5][11][12][13][14][7]

閱讀這些數字時可以注意:

  • 分母不同。USTS報告的8%以全部受訪者為分母,Turban等的13.1%以曾追求性別肯定的人為分母;兩者來自同一份調查,並不矛盾。[9][3]
  • 衡量的事件不同。Wiepjes等統計的是性腺切除後的後悔,Roberts等和van der Loos等統計的是激素處方是否繼續,USTS問的是是否曾「回到出生時指定的性別生活,哪怕只是一段時間」。[10][11][12][9]
  • 停藥不等於去過渡。Irwig指出,Roberts等的研究無法知道約30%的停藥者為何停藥,也無法計入軍隊醫療系統以外的處方,且以停藥超過90天作為標準。[5]
  • 失訪與隨訪時間。Irwig指出,Wiepjes等研究的失訪率達36%,後悔平均在10.8年後才出現,因此比例可能被低估。[5] Cohn也認為,許多研究的隨訪時間不足或失訪較多,難以可靠反映後悔和去過渡的真實比例。[6]
  • 就診人群在變化。Irwig認為,隨着就診人數增加、知情同意模式的推廣、接受充分心理評估的比例可能下降,以及就診者中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者和非二元者增多,去過渡的人數「可能增加」,早期研究中較低的比例可能不再適用於現在的人群。[5] 芬蘭全國登記研究發現,2013—2019年開始就診者的停藥風險約為1996—2005年就診者的2.7倍;作者推測開始激素治療的門檻可能已經降低。[14] SOC8則認為,跨性別人數增加會使去過渡的絕對人數增加,但比例「應保持穩定且較低」。[2]

2025年的系統綜述總結說,納入研究對去過渡的定義和研究設計都不一致,許多研究樣本量太小、隨訪期不夠、沒有使用個人層面的數據,也沒有考慮混雜因素。[7] Cohn在2023年的文章中明確表示,自己的論點不是說真實比例偏高或偏低,而是「它們是未知的」。[6]

原因:取決於問的是誰

關於為什麼去過渡,不同招募方式的研究得出的圖景差別很大。

從跨性別群體中招募的研究。USTS只調查了在填問卷時認同跨性別的人。報告列出的去過渡原因包括來自父母的壓力(36%)、過渡太困難(33%)、受到過多騷擾或歧視(31%)、難以找工作(29%)、來自其他家人的壓力(26%)和來自配偶或伴侶的壓力(18%);5%的人表示是因為意識到性別過渡不適合自己,相當於全部受訪者的0.4%。[9] Turban等對同一數據的再分析發現,82.5%的去過渡者至少報告一項外部因素,15.9%報告至少一項內部因素,例如對性別認同的波動或不確定。[3] 作者在論文中說明,由於USTS只調查了當時仍認同跨性別的人,這項研究不能說明那些如今認同順性別者的去過渡原因。[3]

從去過渡群體中招募的研究。Littman在2021年通過社交媒體、郵件列表和滾雪球方式,招募了100名曾為過渡使用激素或接受手術、之後去過渡的人,其中69%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報告的原因包括:更願意認同出生性別(60%)、擔心醫療併發症(49%)、認為自己的性別焦慮由創傷、虐待或心理健康問題等特定原因引起(38%)、受到歧視(23%)。55%的人認為自己在過渡前沒有得到足夠的評估,只有24%告訴了臨床醫生自己已經去過渡。[15] 另一項從網上去過渡社群招募237人的調查中,參與者92%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最常見的原因是認為自己的性別焦慮與其他問題有關(70%)。[16][5] Littman在論文中承認,這類橫斷面便利樣本存在選擇偏差,無法推斷因果,結果也不一定能推廣到所有去過渡者。[15]

訪談研究。加拿大一項對28人的訪談研究發現,去過渡的原因包括對性別認同的理解變化和健康顧慮;一部分人感到後悔,但多數人對自己過去接受的醫療或手術結果感到滿意。[17] 同一項目的另一篇論文報告,57%的參與者有過三種或以上的性別認同,60%在過渡過程中從二元跨性別認同轉向非二元認同。[8]

SOC8的解讀是:在沒有改變認同的情況下,人們可能因為壓迫、暴力、社會與人際衝突、手術併發症、健康顧慮、缺乏資源或對結果不滿意而停止過渡;把因認同改變和非因認同改變的人混在一起,可能會誇大「因認同改變而去過渡」的人數。[2]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2025年的報告則認為,去過渡原因複雜,可能涉及外部或內部因素,而「去過渡與後悔率極低」的說法缺乏證據支持。[18]

再過渡

再過渡的研究更少。USTS的數據顯示,曾去過渡者中多數只是暫時如此。[9] 由於USTS只調查填問卷時仍認同跨性別的人,Turban等研究中的去過渡者在調查時都仍認同跨性別或性別多元。[3] 在兒童方面,美國一項追蹤317名在童年完成社會過渡的跨性別兒童的研究發現,平均5年後,7.3%至少經歷過一次再過渡;研究結束時94%認同二元跨性別,2.5%認同順性別,3.5%認同非二元。[19] 2025年發表的北美調查中,957名有去過渡經歷者描述了在去過渡和再過渡時需要的醫療信息、心理支持和社群支持。[1]

外科醫生報告的後悔

Narayan等在2021年發表的研究中,向報名參加2016年WPATH會議和2017年USPATH會議的154名外科醫生發出匿名問卷,30%回復。回復者共治療了約18,125至27,325人,報告有62人表達後悔(0.2%—0.3%),原因被分為真正的性別相關後悔(42%)、社會性後悔(37%)和醫療性後悔(8%)。[20] Cohn認為這種以「醫生遇到的後悔例數」除以總手術量的算法,隨訪時間、失訪情況和測量方法都不清楚,難以解讀。[6] SOC8的手術章節採用了Narayan等的三分法,並引用包括該研究在內的多項研究,稱手術後悔的比例「非常低」(0.3%—3.8%)。[2] 關於手術後悔的更多討論見陰道成形術。

照護與支持

指南的建議

SOC8第5.7條建議,對希望去過渡並尋求激素或手術干預的成人,應進行全面的多學科評估,納入有經驗的跨性別健康專業人員的意見,並與本人一起考慮社會過渡在評估中的作用。[2] 指南的說明部分還提出:

  • 與本人一起充分理解當初接受治療和現在決定去過渡的動機,仔細探討對以往身體變化的顧慮,儘量避免逆轉手術帶來類似的問題;
  • 若要逆轉永久性的身體變化,很可能需要先以該性別角色生活較長時間;
  • 支持本人應對社會變化,以及可能出現的失敗感、羞恥、抑鬱或內疚;
  • 協助應對可能導致去過渡或由去過渡引起的偏見和社會困難,並幫助本人在整個過程中保持就醫。[2]

Turban等建議,臨床人員在接觸正在考慮去過渡的人時,應評估家庭排斥、歧視等可能的外部因素。[3] SOC8同時寫道,有人會請求停止或逆轉過渡,但這些罕見的請求「不得被用作」中斷大多數跨性別成人必要醫療的理由。[2] 在青少年部分,SOC8提到有青少年去過渡但不後悔開始治療,也承認這可能不是多數去過渡者的看法,並建議醫療人員準備好支持去過渡的青少年。[2]

2024年英國的Cass評估建議,英格蘭國民保健署(NHS England)應為考慮去過渡的人提供服務,並考慮到他們可能不願意回到原來的服務機構。[21][22] NHS England在2024年8月的實施計劃中承認目前沒有針對去過渡的臨床路徑,並表示將研究去過渡的發生率與原因、支持需求和可能的干預措施。[21]

當事人報告的困難

多項研究都發現,去過渡者常常得不到合適的照護:

  • 加拿大的訪談研究中,參與者描述醫療上的去過渡在身心上都很困難,但迴避就醫很常見,並遇到污名和對去過渡相關醫療需求缺乏準備的臨床人員。[17]
  • 237人的網上調查中,參與者報告需要心理支持,以及停用或更換激素、處理手術併發症和逆轉手術方面的醫療支持;許多人表示缺乏支持,負面經歷來自醫療和心理健康系統,也來自LGBT+社群。[16]
  • 2025年北美957人的調查以「醫生根本不知道該拿我怎麼辦」為題,參與者提到最多的需求包括了解去過渡的醫療人員、社群支持和人際支持。[1]
  • 加拿大訪談研究的另一篇論文中,部分參與者認為自己在接受醫療措施前缺少澄清個人需求的機會,希望知情同意時能更充分地討論風險與獲益;作者建議按照SOC8採用個體化的知情同意。[8]

身體方面的考慮

停用激素後,有些變化會逐漸減退,有些則不會。UCSF的指南指出,睾酮引起的聲音變低和鬍鬚生長都是不可逆的;女性化激素治療的指南也說明,出生時青春期帶來的許多男性特徵在青春期完成後是永久性的。[23][24] Irwig提醒,知情同意時應特別說明睾酮導致的聲音變化和性腺切除後的性腺功能減退等不可逆變化。[5] 美國HHS 2025年的報告還列出了雌激素引起的乳房發育和不育,以及睾酮引起的體毛、陰蒂增大和雄激素性脫髮等可能持續的變化。[18]

切除性腺後,停用所有激素會導致性腺功能減退;是否改用其他激素、如何調整劑量,需要由內分泌科醫生評估。[5][25] 2024年一篇綜述討論了去過渡中的內分泌管理、逆轉手術,以及針對創傷和羞恥感的心理治療方法。[25] 涉及激素的基礎知識見激素替代治療,生育問題見生育力保存。

Cass評估建議,去過渡者應在支持性的環境中得到仔細的監測,尤其是在停用激素的時候。[22] 因此,不建議在沒有醫療指導的情況下自行突然停用或更換激素,已經切除性腺的人更要注意。可以先聯繫原來的處方醫生或其他內分泌科醫生,說明想要達到的目標。

中國大陸的相關規定

中國大陸的《性別重置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規範(2022年版)》要求,手術對象在接受主體手術前,對性別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續5年以上,且無反覆過程」;術前還須充分告知手術後果和可能的併發症,並簽署知情同意書。[26] 該規範的性別重置技術部分沒有單獨涉及去過渡或逆轉手術。[26] 曾經暫停過渡的人,若日後考慮手術,可以提前向醫院確認「無反覆」在實際審核中如何認定。手術條件的整體介紹見中國大陸性別重置手術。

心理支持

SOC8提到,去過渡可能伴隨失敗感、羞恥、抑鬱或內疚;在網上調查中,許多去過渡者描述這一過程讓人感到孤立,部分人在LGBT+社群中也有過負面經歷。[2][16] 選擇心理諮詢時,可以優先考慮對性別議題有經驗、不預設結論的諮詢師,見心理諮詢的選擇與初次會談。去過渡的支持不同於以改變性別認同為目標的扭轉治療;後者的識別見扭轉治療的識別與對抗。出現自傷或自殺念頭時,見自殺危機應對與安全計劃。

在政策辯論中的使用

近年,去過渡者的經歷在許多國家的政策和訴訟中被引用。加拿大訪談研究的作者指出,去過渡者的敘述常被當作當代性別肯定照護存在局限的證據,但關於他們自身就醫經歷的實證研究很少。[8]

美國。202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Skrmetti案中維持田納西州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激素的法律。判決書引述了該州立法認定,即未成年人缺乏充分理解這些治療後果的成熟度,且「許多人」對未成年時接受的這些措施表示後悔。[27] 托馬斯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把去過渡者描述為接受過性別過渡治療、但不再認為自己是跨性別者的人,並寫道,他們的聲音給了各州「又一個理由」質疑兒童是否給出了知情同意,並引用了去過渡者團體的法庭之友意見書;同一份協同意見在腳註中記錄,美國聯邦政府在口頭辯論中稱「所有現有證據都表明」去過渡者是「很少的一部分」;托馬斯大法官對此回應說,放棄過渡的人可能不再聯繫醫生,因而從統計中消失。[27]

同年,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布的兒童性別焦慮報告認為,去過渡率未知,「去過渡與後悔率極低」的普遍說法得不到證據支持。[18] WPATH和USPATH在2025年5月的回應中批評該報告歪曲現有研究、作者匿名、選擇性匯編以往的系統綜述。[28]

英國。Cass評估認為,接受激素治療的年輕人中有多少人去過渡仍然未知,因為缺少長期隨訪研究,但有跡象表明人數在增加;評估建議為考慮去過渡的人提供服務。[22][21]

不同立場的論點。主張限制青少年醫療措施的一方常引用去過渡者的證詞,以及「去過渡率未知」「早期低比例不適用於現在的人群」等觀點。[27][18][5] 支持性別肯定照護的一方則強調,多數研究中的比例較低,許多去過渡由外部壓力引起,而且罕見的去過渡請求不應成為中斷他人必要醫療的理由。[2][3] 兩方都在使用前文中方法差異很大的研究。閱讀政策辯論時,可以先確認對方引用的是哪項研究、衡量的是什麼事件,以及樣本從哪裡招募。

常見誤解

  • 「去過渡就是後悔。」二者是不同概念:有人去過渡但不後悔,也有人後悔某項措施但並不去過渡。[5][17]
  • 「去過渡說明此人當初不是真正的跨性別者。」研究顯示,許多去過渡者是因為外部壓力,部分人後來再次過渡,也有人的認同在一段時間後改變。原因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3][9][8]
  • 「已經有一個公認的去過渡率。」各研究的定義、人群和隨訪時間差別很大,數字從不到1%到約30%(以4年內停藥計)不等;系統綜述和評論都指出現有數據難以給出可靠的總體比例。[7][6][11]
  • 「去過渡者不需要專門的照護。」多項研究記錄了去過渡者在醫療、心理和社群支持方面的未滿足需求,SOC8也建議提供多學科支持。[1][16][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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