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跨性别运动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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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跨性别运动简史是对世界各地跨性别者、性别多元者及其盟友争取生存、可见、承认与健康权利的历史的概述。本条按年代梳理主线,同时在每个阶段对照不同地区的经验:既介绍20世纪德国的性科学研究、美国的街头抵抗与社群刊物,也介绍南亚的第三性别判决、拉丁美洲的自我认同立法、南部非洲的组织化倡议,以及2020年代多国出现的立法与司法反扑。

需要先说明的是,“跨性别”(transgender)是一个现代词语。按照历史学者苏珊·斯特赖克(Susan Stryker)的说法,这个词在美式英语出版物中最早出现于1965年,到1990年代才被广泛使用[1]。把这个词套用到更早的人群或其他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可能抹平当事人自己的概念与处境。因此,本条在叙述早期历史和非西方语境时,尽量使用当时、当地的称呼,或写作“性别多元”“性别跨越”等较宽的说法;也不把欧洲或北美的某个里程碑当作全球运动唯一的“起点”。

本条的事实陈述尽量以两个以上互相独立的来源交叉核对。来源之间有出入、或只能找到单一来源时,正文会注明说法出处或写明存在分歧。所谓“第一”“首位”的说法,均指特定来源在特定范围内的表述,不代表已穷尽全球史料。

史学方法与范围

跨性别运动史长期以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城市的事件为中心。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世界性史》中关于跨性别与性别多元历史的章节摘要指出,这段历史同时涵盖前现代与现代时期;定居者殖民主义、奴隶制、战争与帝国主义,改变了人们表达和组织性别的条件[2]。联合国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独立专家2023年关于殖民主义的报告摘要也提醒:殖民主义是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的重要来源,但不能把所有边缘化都单独归因于殖民;有证据显示,殖民前有些社会较能接纳多元,也有些社会对多元性别者同样残酷[3]。

因此,本条把“运动”理解得较宽:既包括有名称、有章程的组织和法律倡议,也包括餐厅里的抵抗、地下刊物、互助网络、纪念活动,以及国际人权框架的形成。由于篇幅所限,许多地区只能简要提及;读者可以从相关条目继续阅读各地专题。

殖民语境中的性别多元

在许多社会中,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男女二元分类并不是唯一的性别秩序。前述联合国独立专家报告摘要援引研究指出,殖民之前,非洲大陆的许多民族并不以二元方式理解性别,也不一定把身体解剖特征与性别身份对应;报告举例提到今尼日利亚地区的部族、约鲁巴文化以年资而非性别组织社会等级,以及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的相关性别角色习俗[3]。这些例子来自报告对既有研究的转述,具体社群的历史仍需结合当地研究阅读。报告还列举了塞内加尔社群中流动的性行为、跨性别身份与异装实践,加纳达加巴人(Dagaaba)依“能量”而非身体分配性别,菲律宾原住民社群中同时具有女性与男性灵魂的巴巴兰(Babaylan)灵性守护者,以及尼日利亚的奥巴涅(Ogbanje)等,并认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多样性在有记录的历史中遍及世界各地[3]。

《剑桥世界性史》的章节摘要也指出,世界各地的档案大量记载了跨越性别的实践,但某一社群或个人如何界定、理解和评判这些实践,受到种族、宗教、地区、文化与阶级等多重因素影响;历史上用来描述性别多元者的概念,既有两灵人、海吉拉、第三性别,也有较晚近的跨性别、非二元等,其中许多历史称呼被当事人视为贬称[2]。

南亚的海吉拉(hijra)群体则显示了殖民国家如何通过法律重塑性别多元群体的处境。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向联合国提交的意见指出,英国殖民者在1850年代“发现”了北印度被称为“阉人”或海吉拉的性别多元群体;殖民国家其后以1871年的《刑事部落法》(Criminal Tribes Act)将其“罪犯化”,企图使其作为可见的社会类别被规训乃至消失,并形成延续至今的控制模式[4]。该意见还指出,在后殖民的巴基斯坦,这些把性别多元者罪犯化、排斥和边缘化的殖民做法被“无缝”纳入国家结构,并被右翼与宗教团体赋予新的生命;1860年经《印度刑法典》引入的第377条,则意在把殖民政府认为“不自然”的性关系入罪[4]。联合国独立专家报告摘要同样把殖民时期输入的法律与性别规范列为当代歧视的重要来源之一[3]。

北美原住民社群中的两灵人、萨摩亚的Fa'afafine、墨西哥瓦哈卡的Muxe等,也常被放在全球性别多元史中讨论。这些称呼各有其文化背景与当代社群使用方式,不应简单等同于“跨性别”;详细内容请见各专题条目。

1900年代至1945年:性科学与魏玛柏林

性科学研究所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是性学研究与性少数倡议的重要中心之一。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创办的性科学研究所于1919年7月6日在柏林蒂尔加滕区开放[5][6]。研究所有四十多名工作人员,从事研究、性咨询、性病治疗与公众性教育;它也为赫希菲尔德所称的“性别过渡”(sexual transitions)人群提供咨询与治疗,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性别肯定医疗早期案例的当事人[5][7]。研究所还是同性恋组织“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和“世界性改革联盟”的主要办公地,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等作家都曾到访,并把印象写进作品;但它从一开始就被诋毁为“犹太的”“社会民主党的”和“有伤风化的”[5]。

1933年5月6日,纳粹洗劫并关闭了研究所[5][8]。流亡中的赫希菲尔德在巴黎的电影院里,看到自己的著作在柏林歌剧院广场被法西斯学生焚烧;他其后在巴黎重建研究所的尝试未能成功,1935年5月14日在法国尼斯去世[5][8]。研究所建筑在1943年的空袭中被毁[5][6]。研究所的消失不仅是一家机构的终结,也意味着大量早期跨性别者的病历、照片与通信永久散失,后来的研究者只能依靠残存文献重建这段历史[6]。

朵拉·里希特与莉莉·艾尔伯

朵拉·里希特(Dora Richter)生于1892年4月16日[9]。赫希菲尔德协会的研究所人员档案记载,她曾在研究所担任家务人员;1922年应本人要求接受睾丸切除术,1931年又由路德维希·莱维-伦茨(Ludwig Levy-Lenz)与埃里希·戈尔班特(Erich Gohrbandt)进行进一步手术[7]。德国红十字会寻人服务处2024年的通讯则把她的手术写作跨越1923年至1931年,称她是已知第一位成功接受性别肯定手术的人,并说明她的改名申请于1934年获批[9]。两份来源对首次手术年份的写法相差一年,本条两说并列。

里希特在1933年以后的生平长期缺少记载。德国红十字会寻人服务处在2024年发布调查结果,根据当地户籍登记部门的答复,确认她于1966年在阿勒斯贝格(Allersberg)去世[9]。寻人服务处在中央档案中找到1946年在希尔波尔特施泰因(Hilpoltstein)签发的被驱逐者证件和难民卡,显示她在1945年2月从塞芬(Seifen)出逃,此后居住在希尔波尔特施泰因县[9]。这一发现说明,许多早期跨性别者的生平仍可能被新档案改写。

丹麦画家莉莉·艾尔伯(Lili Elbe)于1930年3月来到柏林求医,其后接受了四次手术,于1931年9月去世。根据柏林世界文化宫(HKW)的出版资料,她的医疗记录很可能已随研究所文献一起被焚毁[6]。由于本次只找到这一份可读取的来源,上述细节以HKW的说法为准。

1945年至1960年代:战后医学化与社群网络

克里斯蒂娜·乔根森与媒体时代

斯特赖克认为,1952年围绕乔根森的空前报道,使跨性别议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大众媒体视野[1]。Christine Jorgensen于1926年5月30日生于纽约布朗克斯,1945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加入美国陆军,担任了一年文书工作;1950年她前往丹麦,接受内分泌学家克里斯蒂安·汉堡(Christian Hamburger)主持的激素治疗与手术,并以“克里斯蒂娜”之名向汉堡致意[10][11]。19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新闻》以“前大兵变成金发美人”为题在头版报道她的经历,她很快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知名人物[10][1]。她原本希望保持私密,但消息被泄露给了媒体[10][11]。1953年她返回美国时,数百名记者在纽约机场等候,需要警察护送才能控制人群[10]。媒体对她的报道褒贬不一,常把她描述为有心理疾病的人,或质疑她是否是“真正的”男人或女人[10]。

不过,纽约历史学会的“女性与美国故事”教材特别指出,乔根森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跨性别者,而是当时最为公众所知的一位[10];斯特赖克同样写道,乔根森绝非第一位变性者,但她让这一概念为大众所知,可称为第一位真正全球性的跨性别名人[1]。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博客则称她为“美国第一位跨性别名人”[11]。这类说法应理解为媒体知名度意义上的“第一”。

刊物、通讯录与研究者

在大众媒体之外,跨性别者与异装者也通过私人网络互相联系。Louise Lawrence自1942年起全职以女性身份生活,先后住在加州伯克利与旧金山。1952年,她与维吉尼亚·普林斯(Virginia Prince)等人出版了第一版《Transvestia》,劳伦斯的通讯录就是最初的订阅名单;她也帮助社群与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哈里·本杰明(Harry Benjamin)等性研究者建立联系[12][1]。

普林斯1912年11月23日生于洛杉矶[13]。关于《Transvestia》的创刊时间,来源有不同写法:加州在线档案馆(OAC)的普林斯文献目录写作她于1960年创办该刊[13];斯特赖克则把1952年的刊物与1960年开始的长期刊物区分开来[1],劳伦斯档案也把1952年版本称为“第一版”[12]。较稳妥的理解是:1952年曾出现早期版本,1960年起普林斯主编的刊物长期发行。

医学化的扩张

战后数十年,北美与欧洲的医疗机构逐步把跨性别经验纳入诊断与治疗体系。斯特赖克指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66年开设了美国第一个临床性别重置手术项目[1]。医学化一方面为部分人提供了获得激素与手术的途径,另一方面也让医生拥有决定谁“够资格”转换的权力,这一张力贯穿了此后的运动史,并最终引出去病理化运动[1][14]。

同一时期,旧金山田德隆区一带形成了早期的跨性别服务网络。斯特赖克记载,旧金山公共卫生局下属的“特殊问题中心”(Center for Special Problems)提供了美国最早一批面向跨性别者的社会服务;本杰明在每年夏季造访旧金山时,也在下榻的酒店套房接诊变性患者;田德隆区还设有“全国变性者咨询组”(National Transsexual Counseling Unit),它是富有的跨性别男性里德·埃里克森(Reed Erickson)资助的众多项目之一,埃里克森创办的埃里克森教育基金会也为其提供了关键支持[1]。斯特赖克还把1967年开始活动的“以转换为目标”(Conversion Our Goal)称为第一个变性者支持团体[1];这一“第一”是斯特赖克的表述。

1959年至1970年:餐厅、街头与石墙

石墙之前的抵抗

在常被视为同性恋解放运动转折点的石墙事件之前,美国多座城市已出现跨性别女性、“街头皇后”(street queens)、男同性恋者与性工作者共同参与的抵抗。历史学者艾米莉·霍布森(Emily K. Hobson)为石墙国家纪念地学者研讨会撰写的报告,把1959年5月洛杉矶的库珀甜甜圈店(Cooper’s Donuts)事件、1965年4月费城的德威餐厅静坐、1966年8月旧金山的康普顿餐厅骚乱,以及1967年2月洛杉矶黑猫酒吧遭突袭后的抗议,列为石墙之前最著名的几起事件[15]。

斯特赖克记载,1959年,洛杉矶市中心一家深夜营业、受街头皇后、男同性恋者和男性性工作者欢迎的库珀甜甜圈店里,顾客在警察以游荡、流浪或公然猥亵为由“扫街”时集体抗拒逮捕[1]。不过,这一事件的史料基础存在争议:2023年一份提交洛杉矶市议会的公众意见认为,关于这场骚乱只有作家约翰·雷奇(John Rechy)的单一叙述,而雷奇本人说的是“1958年春或1959年春”;该意见还根据市政建筑记录、电话簿与城市名录,主张当时南大街215号并没有库珀甜甜圈店[16]。这份意见属于个人提交的公众评论,并非学术定论;本条把它作为存在争议的提示,而不是推翻该事件的结论。

德威餐厅静坐抗议发生在费城。费城百科全书记载,1965年4月25日,抗议者在市中心的一家德威餐厅静坐,要求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获得公共场所服务;三名青少年抗议者被捕后,同性恋权益团体雅努斯协会(Janus Society)在五天内派发了约1,500份传单,并于5月2日再次静坐[17]。NBC新闻同样把首次静坐记为1965年4月25日,并引述雅努斯协会刊物《Drum》,称餐厅员工多次拒绝为“同性恋者和穿着不合常规服装的人”服务[18]。斯特赖克的章节则把这次抗议写在1964年[1];鉴于两份较具体的来源与霍布森报告均写作1965年[17][15],本条采用1965年,并注明此一分歧。

康普顿餐厅骚乱发生在旧金山田德隆区。加州历史保护办公室的国家史迹名录提名草案记载,1966年8月一个周末夜晚,警察在经理以“游荡”为由报警后进入康普顿餐厅,试图带走跨性别者、变装皇后和性工作者;一名警察粗暴拖拽其中一人时,冲突爆发[19]。斯特赖克写道,抗议者砸碎了窗户、毁坏了一辆警车并点燃了街角的报摊[1]。在此之前的1966年7月,田德隆区的青年组织“先锋”(Vanguard)成立,提名草案称它是美国已知最早帮助酷儿青年的组织,成员中有不少无家可归的同性恋与跨性别青年[19]。斯特赖克则把“先锋”的起始时间写作1965年[1],两份来源相差约一年。提名草案还记载,骚乱前一个月,青年们曾在康普顿餐厅外抗议店方与新聘保安对跨性别女性顾客的歧视;《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家赫布·凯恩(Herb Caen)当时以猎奇口吻报道了这次纠察。纠察没有带来直接结果,积累的不满在一个月后演变为餐厅内的激烈反抗[19]。这次骚乱的确切日期至今在常见资料中并无统一记载。

石墙暴动

1969年6月28日凌晨,纽约警方突袭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引发自发的反抗[20][21]。纽约LGBT历史遗址项目记载,此后数晚,示威在石墙酒吧、克里斯托弗公园和周边街道持续进行;据目击者说法,第一晚约有五六百人,第二晚约两千人,第六晚也是最后一晚约五百到一千人[21]。

关于石墙暴动由谁“扔出第一块砖”或“第一拳”,流传的说法很多。同一遗址项目指出,多名目击者的说法互不相同,正如几乎所有骚乱或与警察的自发冲突一样,“没有人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冲突、是谁先出手或先扔东西[21]。霍布森也提醒,石墙最初几个小时本身与此前的抵抗相比“或许显得颇为寻常”,真正使它不同的,是其持续时间、规模和后续影响[15]。霍布森认为,有三项关键因素:大量格林威治村路人在一段时间内加入了骚乱;《纽约时报》《乡村之声》以及激进与同性恋报刊的广泛报道;以及当时整个社会深受抗议运动影响的政治氛围,不少同性恋解放运动参与者把1968年的全球抗议浪潮与1969年的石墙一并视为转折点[15]。因此,本条不把石墙写成跨性别抵抗的起点,也不把“第一块砖”的传说归于某一位具体人物。

STAR与早期组织

1970年,Sylvia Rivera与Marsha P. Johnson在纽约创立了街头异装者行动革命者(STAR)[22][23]。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指南写道,STAR关心的是比漫长的立法进程更为迫切的需求,为大量无家可归的跨性别青年提供食物、衣物与住所,后来在芝加哥、加州和英格兰也有分会[22]。1970年至1971年,同性恋解放阵线与STAR在曼哈顿西三街130号共同开办了“乌托邦式”的同性恋社区中心[24]。

STAR经常与其他组织者和社群团体合作,包括1969年成立的皇后解放阵线(Queens Liberation Front)和青年领主党(Young Lords Party);它没有出版自己的刊物,但当时的LGBTQ+期刊对其工作多有记载[22]。霍布森的报告则把STAR与同性恋解放阵线、同性恋活动家联盟、第三世界同性恋解放等,一并列为石墙之后数月间成长起来的团体[15]。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女性主义争论与照护标准

女性空间中的冲突

1970年代,跨性别女性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位置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PinkNews在2023年的报道指出,跨性别女性半个世纪前就已参与女性主义运动,虽然有些顺性别女性反对,也有人接纳她们:洛杉矶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唱片公司奥利维亚唱片(Olivia Records)在1970年代吸收跨性别女性桑迪·斯通(Sandy Stone)加入团体,担任录音师[25]。1978年秋,奥利维亚在西雅图举办巡演音乐会前接到消息,一个身穿迷彩服、携带真枪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团体扬言,如果斯通来到西雅图就要杀死她;音乐会因此动用了严密的安保[25]。

同一报道记载,激进女性主义者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曾把她博士论文的一章寄给奥利维亚,其中点名指责斯通,这篇论文后来出版为《变性帝国》(The Transsexual Empire);雷蒙德称斯通在奥利维亚扮演“非常主导的角色”,斯通与奥利维亚创办人之一金妮·伯森(Ginny Berson)都坚决否认这一说法[25]。斯通后来写成《帝国反击:一份后变性宣言》,原始版权年份为1987年,标题即回应雷蒙德的著作[26]。

1990年代,相似的冲突仍在延续。斯特赖克记载,1991年密歇根女性音乐节的组织者以不认为变性者是女性为由,驱逐了跨性别参加者南希·伯克霍尔德(Nancy Burkholder),由此催生了每年在音乐节对面扎营、与参加者对话的“跨性别营”(Camp Trans)[1]。

照护标准的建立

医疗专业团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制定国际性的照护规范。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PATH)记载,《跨性别与性别多元者健康照护标准》(Standards of Care,SOC)最初于1979年发布,之后在1980、1981、1990、1998、2001和2011年更新,第七版于2012年发布[27]。2022年发表的第八版同样说明SOC最初制定于1979年[28]。

第八版也承认,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与经验来自北美和西欧视角,因此需要针对世界其他地区作出调整,并在新版中加入关于文化相对性与文化能力的建议[28]。这一自我说明本身,反映了跨性别健康知识生产长期集中于少数地区的问题。

1990年代:“跨性别”政治与跨国网络

新词与新组织

1990年代,“跨性别”一词在英语世界被用作涵盖各种性别多元者的总称。斯特赖克指出,这个词在这一时期因莱斯莉·范伯格(Leslie Feinberg)1992年的小册子《跨性别解放:一个时机已到的运动》而普及[1];EBSCO的研究简介也记载该小册子于1992年6月出版,主张以“跨性别”作为所有性别多元者的包容性称呼[29]。

同一时期,旧金山的“跨性别国度”(Transgender Nation)和纽约的“变性者威胁”(Transexual Menace)等团体,借鉴了酷儿激进运动的朋克风格,以直接对抗的方式开展行动[1]。这类行动与“酷儿国度”(Queer Nation)等团体的风格一脉相承;加州在线档案馆的酷儿国度档案说明,该组织以对抗性行动和公开抗议著称,最初由艾滋病行动团体ACT UP的前成员组成[30]。

斯特赖克还记载,1995年旧金山妇女大楼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跨性别男性(FTM)会议;从1992年起,美国第一位公开跨性别身份的法官菲利斯·伦道夫·弗莱(Phyllis Randolph Frye)在休斯敦连续数年主办跨性别法律与就业政策国际会议,为此后的法律倡议打下基础[1]。以上三项细节本次只找到斯特赖克这一来源,读者引用时宜注明出处。

1993年,Brandon Teena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乡村被杀害。斯特赖克写道,此案引发了在法院外举行的守夜活动[1];NBC新闻在讲述跨性别纪念日的起源时,也提到1999年春旧金山社群为一部关于他遇害的纪录片举行烛光悼念[31]。

英国:法律倡议路线

在英国,曼彻斯特被视为英国跨性别行动的发源地之一。曼彻斯特大学2026年的一篇文章介绍,“争取改变”(Press for Change)由克里斯蒂娜·伯恩斯(Christine Burns)与斯蒂芬·惠特尔(Stephen Whittle)于1992年创立,以法律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侧重教育、收集证据和建立歧视案例档案,而不是大型示威[32]。该文称,1996年欧洲法院在P诉S及康沃尔郡议会案中裁定,因性别重置而解雇雇员构成性别歧视;该组织的倡议也有助于促成《2004年性别承认法》和《2010年平等法》对跨性别者的保护[32]。《2004年性别承认法》的立法文本可在英国政府立法网站查阅[33]。

跨性别纪念日

1998年11月28日,波士顿的非裔跨性别女性Rita Hester在自己的公寓中遇害[34]。跨性别作家与活动家Gwendolyn Ann Smith注意到此案与较早遇害的Chanelle Pickett案的相似之处,开始整理遇害跨性别者名单,即“缅怀逝者”(Remembering Our Dead)网络项目[31][35]。史密斯对NBC新闻回忆,两人都是非裔跨性别女性,都在波士顿、都在11月中下旬遇害;1998年她与网上聊天室的朋友讨论这些案件时,发现早前的案件已经很快被遗忘[31]。1999年春,史密斯带领约100名活动家前往旧金山卡斯特罗剧院,在放映关于布兰登·蒂娜遇害的纪录片时举行烛光悼念[31]。1999年,旧金山和波士顿的跨性别社群以这份名单为素材,举行了第一次跨性别纪念日活动[35][34]。

关于首次活动的日期,来源说法不一。史密斯在接受《Vogue》采访时说,第一次活动定在11月28日,与今天的日期不同,原因是感恩节[35];凯斯西储大学的《克利夫兰历史百科》也记作1999年11月28日在旧金山卡斯特罗区和波士顿举行守夜,此后每年在11月20日或前后举行[34]。但在《Them》的访谈中,史密斯又把第一次纪念日说成1999年11月20日[36]。本条两说并列,不作裁断。如今,跨性别纪念日已在世界许多城市举行[34]。

跨性别纪念日也推动了对暴力的系统记录。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一份声明引述“跨性别谋杀监测”(Trans Murder Monitoring)项目的数据称,2008年1月至2018年9月间,71个国家共记录了2,609宗跨性别与性别多元者的非正常死亡;该项目依据个人与民间组织的报告记录案件,而多数政府并不收集针对跨性别者暴力的数据[37]。这类数字只反映已被报告和记录的案件,不能视为完整统计。

大洋洲的政治代表

在新西兰,Georgina Beyer于1993年当选卡特顿区议员,1995年当选卡特顿市长,1999年作为工党候选人赢得怀拉拉帕选区,进入国会。新西兰广播电台(RNZ)在她2023年3月去世时,称她为世界上第一位公开跨性别身份的市长和国会议员[38]。“第一位”的说法以RNZ的报道为准,本次未能找到第二个可读取的来源加以核对。

2000年代:法律承认与国际人权框架

欧洲人权法院

在欧洲,跨性别者通过《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尊重私人及家庭生活的权利)争取法律承认,经历了从屡屡败诉到逐步胜诉的过程。欧洲人权法院的性别认同问题资料简报记载:1986年的里斯诉英国案(Rees v. the United Kingdom)和1990年的科西诉英国案(Cossey v. the United Kingdom)中,法院均认定没有违反第8条;1992年3月25日的B诉法国案,是法院首次在跨性别者承认问题上认定违反第8条[39]。

2002年7月11日,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在克里斯蒂娜·古德温诉英国案(Christine Goodwin v. the United Kingdom)中认定英国违反第8条,理由包括国际上明显而持续地出现提升社会接纳及法律承认跨性别者的趋势[39]。申请人投诉的内容包括其改变后的性别缺乏法律承认,以及由此在就业、社会保障、退休金与婚姻方面受到的影响[39]。曼彻斯特大学的文章把这一时期英国的变化与“争取改变”的长期法律倡议联系起来;英国随后通过了《2004年性别承认法》[32][33]。

此后,法院进一步处理承认程序中的身体要求。2017年4月6日,在A.P.、加尔松与尼科诉法国案中,法院认定,以证明外貌发生不可逆改变作为承认条件,违反了第二、第三申请人依第8条享有的权利;但法院同时认定,要求证明患有性别认同障碍或接受医学检查,并不违反第8条[39]。这一判决说明,法律承认的“去手术化”与“去诊断化”在欧洲并不是同步完成的。

婚姻状况也是常见门槛。2014年7月16日的哈马莱宁诉芬兰案(Hämäläinen v. Finland)中,申请人只有在妻子同意把婚姻转为登记伴侣关系或离婚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女性身份的完全承认;大审判庭认定,以婚姻转为登记伴侣关系作为承认条件并不过当,没有违反第8条[39]。2020年7月9日的Y.T.诉保加利亚案中,法院则认定保加利亚法院拒绝为一名跨性别男性更改民事登记中的性别与姓名,违反了第8条[39]。

南部非洲

南非在2003年通过《第49号变更性别描述与性别身份法》(Alteration of Sex Description and Sex Status Act 49 of 2003),为跨性别者变更法律上的性别描述提供了途径[40][41]。南非跨性别组织“性别动力”(Gender DynamiX,GDX)指出,南非是非洲少数为跨性别和性别多元者提供保护的国家之一,但现行的法律性别承认模式“高度病理化”,与该国追求社会平等的目标不符[41]。

GDX成立于2005年。该组织自称是第一个在非洲注册、专注于跨性别与更广泛性别多元社群的公益组织[42];“非洲跨性别与间性人历史”数字档案则把2005年7月GDX的成立记为南非第一个跨性别权利组织的诞生[43]。两种表述的范围(“非洲”与“南非”)不同,本条分别注明。GDX表示,它从一个设想逐渐成长为草根组织,再发展为制度化的非营利组织,对南非乃至非洲的跨性别与性别多元运动具有重要作用,并以自我认同、自我决定等价值为工作原则[42]。

日惹原则

2006年11月6日至9日,来自25个国家的29名人权专家在印度尼西亚日惹的加札马达大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将国际人权法应用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相关事务的日惹原则》[44]。人权观察2016年的报告称,日惹原则是第一份把关于性取向、性别认同与人权的国际原则加以系统编纂的文件[45]。2017年11月10日,又通过了补充原有原则的《日惹原则+10》(YP+10),纳入性别表达与性征等议题[46]。

起草专家在导言中表示,这些原则反映了国际人权法在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上的现状[44]。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尼泊尔最高法院2007年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新近制定的”日惹原则为依据[45]。

南亚的第三性别判决

南亚在法律承认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欧洲不同的路径。2007年,尼泊尔最高法院在苏尼尔·巴布·潘特诉尼泊尔政府案(Sunil Babu Pant v. Government of Nepal)中,命令政府设立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的法律类别,并规定获得第三性别证件应以当事人的“自我感受”(self-feeling)为依据[47][45]。人权观察记载,活动家随后推动政府在选民名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2011年)、公民身份证件(2013年)和护照(2015年)中加入第三性别选项[45][47]。

不过,人权观察2024年的报告提醒,尼泊尔的变化虽自2001年蓝钻石协会(Blue Diamond Society)成立、2007年最高法院胜诉以来备受国际称道,实施却零散而不足:尼泊尔没有明确的法律途径把性别标记改为“男”或“女”,就连第三(“其他”)性别选项的程序也不清晰、因事而异[48]。报告还指出,跨性别者与国家机构打交道时,常遇到带有歧视、缺乏了解且有害的医学化做法[48]。

人权观察2016年的报告还记载,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在2009年要求承认第三性别类别,孟加拉国内阁则在2013年颁布法令,承认海吉拉为单独的法律性别[45]。这两项细节本次只有人权观察一个来源,以该报告的说法为准。

印度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NALSA诉印度联邦案中承认第三性别,并确认跨性别者自我认定其性别的权利[37][45]。人权观察的报告引用判决称,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性别的权利”[45]。2018年,人权观察还指出,荷兰一家地区法院在裁定立法机关应为不愿登记为男或女的公民提供选项时,援引了印度和尼泊尔最高法院的判决[47]。这是南亚判例影响其他地区法律讨论的一个例子。

法律承认并未自动带来安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指出,尽管南亚各国已通过立法与判决承认跨性别者,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的暴力仍然猖獗;印度最高法院在NALSA案中也承认跨性别者遭受警察与私人侵害的问题,并建议中央与各邦政府提高公众对跨性别者权利的认识[37]。

2010年代:自我认同立法的扩散

阿根廷:自我认同模式

2012年5月9日,阿根廷参议院以5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性别认同法》(第26.743号法律),这项法案此前由“特拉维斯提”(travesti)与跨性别社群组织长期推动[49][50]。法律规定,人人有权要求承认其性别认同;年满18岁者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中的性别、名字与照片,且无须证明接受过全部或部分生殖器手术、激素治疗或其他心理或医学治疗;未满18岁者则须通过法定代理人并经本人明确同意提出申请[50]。该法第11条还规定,年满18岁者为保障整体健康,可在无须司法或行政授权的情况下接受全部或部分手术及激素治疗,使身体(包括生殖器)符合其自我感知的性别认同[50]。

人权观察2016年的报告称,这部法律被视为法律性别承认的“黄金标准”[45]。阿根廷政府在法律通过11周年时则称它为世界上第一部不把跨性别身份病理化、并允许通过简单行政程序更改登记的立法[49]。“第一部”是阿根廷官方的表述。同一政府文章也提到以跨性别活动家“迪亚娜·萨卡扬—洛汉娜·贝尔金斯”命名的跨性别者正式就业促进法[49]。文章引述阿根廷官员的话说,下一场需要争取的,是为过去遭受国家机构暴力的特拉维斯提与跨性别受害者制定历史赔偿法,这一倡议主要由“承认即赔偿”(Reconocer es Reparar)运动推动[49]。历史学者帕特里西奥·西莫内托(Patricio Simonetto)的著作《一具自己的身体:阿根廷跨性别史》则提醒,阿根廷在此之前曾长期禁止医疗辅助的性别肯定措施,并惩罚跨性别者的生活[51]。

欧洲与拉丁美洲的后续立法

人权观察的报告记载,在阿根廷之后的三年里,哥伦比亚、丹麦、爱尔兰和马耳他四个国家明确取消了法律性别承认的重大障碍[45]。报告以爱尔兰为例指出,该国2015年的《性别承认法案》是莉迪亚·福伊(Lydia Foy)长达22年法律抗争的成果[45]。

马耳他在2015年通过《性别认同、性别表达与性征法》(2015年第11号法令),总统于2015年4月14日签署[52]。马耳他政府人权部门的介绍说明,该法以自我决定和身体完整为基础承认法律性别,年满16岁者可在公证人面前作出声明,经公共登记处登记后变更出生证明,再据此申请更改身份证、护照和驾驶执照等证件;此前2004年民法修正案要求当事人完成不可逆的性别重置,相关条文在2015年被废止[53]。对于未成年人,法律允许行使亲权者或监护人向民事法院申请,变更未成年人登记的性别与名字,以反映其性别认同[52]。该法第14条禁止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间性儿童实施“正常化”手术与医疗干预,马耳他政府称其为第一个作出此类规定的国家[53]。这一条款也使间性人的身体自主议题进入法律性别承认的讨论。

在巴西,人权观察2018年3月报道,巴西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得再要求希望更改证件姓名与性别标记的跨性别者接受医疗程序或经司法审查[54]。美洲人权委员会在2018年4月23日的新闻稿中欢迎这一裁决,称最高法院承认跨性别者可通过自我声明在民事登记中更改姓名,无须司法、医学或心理鉴定,也无须接受手术[55]。人权观察说明,在此之前,巴西跨性别者虽可在全国民事登记和部分证件上更改姓名与法律性别,但必须先接受强制性的精神科评估与手术,并取得检察机关的司法命令[54]。

乌拉圭国会于2018年10月19日通过《跨性别者综合法》(第19.684号法律),涵盖就业、住房和手术干预等权利[56]。法律第1条规定,人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性别认同自由发展人格,而不论其生物、基因、解剖、形态、激素或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第4条把性别认同界定为每个人依其感受与自我决定而形成的内在、个人的性别体验,可能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一致,也可能不一致[57]。该法第10条为1975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能证明因性别认同而遭受国家机构暴力或被剥夺自由的跨性别者设立赔偿制度[57];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法律监测报道把这一制度与1973年至1985年的独裁时期联系起来[56]。这是少数以法律形式承认对跨性别者历史伤害的例子。

南亚的立法与反转

巴基斯坦在2018年通过《跨性别者(权利保护)法》,国际特赦组织称该法由包括跨性别权利活动家在内的广泛利益相关方起草和倡议,曾被普遍视为推进跨性别权利的积极一步[58]。该法规定了跨性别者的定义,以自我决定为基础的法律性别承认,受教育与就业的权利,以及禁止歧视等保护[58]。但在2023年5月19日,巴基斯坦联邦伊斯兰教法法院宣布该法有关“性别认同”定义、跨性别者身份承认及继承权的若干条款违反伊斯兰教法,裁定人们不能按“自我感知的身份”改变性别[59][58]。国际特赦组织称这一裁决是对处境本已艰难的跨性别与性别多元群体的打击[58]。

2010年代的国际框架

2017年通过的《日惹原则+10》把性别表达与性征明确纳入国际人权原则的讨论[46]。在区域层面,前述欧洲人权法院2017年的法国案判决,也把不可逆外貌改变要求认定为侵犯私人生活权[39]。

去病理化

跨性别者长期被国际疾病分类列为精神障碍,这是去病理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详见跨性别去病理化的历史。

全球跨性别平等行动(GATE)曾邀请来自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二十多名专家,在荷兰教育、文化与科学部召开会议,探讨跨性别健康在《国际疾病分类》(ICD)中的替代概念与模式[60]。2018年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ICD-11,并说明它将在2019年5月提交世界卫生大会供成员国通过,于2022年1月1日生效;世卫组织在发布新闻稿中特别提到,新的性健康章节纳入了以往归类于精神卫生疾病的“性别不一致”[61]。2022年2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ICD-11已正式生效[62]。

世卫组织的常见问题说明,ICD-11以“青春期与成年期性别不一致”和“童年期性别不一致”取代了ICD-10中的“易性症”(transsexualism)与“儿童性别认同障碍”,并将其从“精神与行为障碍”章移至新的“与性健康相关的状况”章;这反映了跨性别与性别多元身份并非精神疾病、而把它们归为精神疾病会造成巨大污名的认识[14]。同一说明也指出,在ICD-11中保留“性别不一致”,应能确保跨性别者获得性别肯定医疗及相应的医疗保险覆盖[14]。

在专业规范方面,WPATH照护标准第八版于2022年9月6日在《国际跨性别健康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 Health)发表[28];WPATH的修订说明则把第八版的修订放在跨性别与性别多元者健康照护领域迅速发展的背景下[27]。第八版明确承认其知识基础偏重北美与西欧,需要在其他地区作文化调整[28]。

东亚与华语地区

东亚各地的法律性别承认长期以诊断与手术为门槛,近年的变化多由司法个案推动。

日本

人权观察记载,自2004年起,日本跨性别者要变更法律性别,须向家庭法院申请;根据《性别认同障碍者性别处理特例法》,申请人须接受精神科评估、完成绝育手术并具备与另一性别生殖器相近的外观,还须未婚且没有未满18岁的子女[63]。2023年10月25日,日本最高法院裁定该法的绝育要求违宪[63][64]。国际特赦组织称这是日本跨性别权利的里程碑式判决,同时呼吁取消其余带有歧视性的要求,建立以自我决定为基础的程序[64]。人权观察还指出,日本曾在2017年承诺修订该法,联合国专家与WPATH也都敦促日本取消该法中的歧视性要求[63]。更详细的现状见日本跨性别者的法律与医疗。

台湾

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记载,2021年9月23日,法院在跨性别女性小E的诉讼中作出胜诉判决;由于被告桃园市大溪区户政事务所没有上诉,判决确定,小E于同年11月18日完成变更,成为台湾第一位无须出示手术证明而变更法律性别的跨性别女性[65]。公视新闻2026年7月的报道指出,依内政部函释,办理性别变更登记仍须出具两名精神科医师的诊断书及性器官摘除手术证明,但已有12名跨性别者经行政诉讼取得“免术换证”胜诉定谳[66]。报道援引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统计,并记载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再次判决一名跨性别者无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即可变更身份证性别,败诉的户政事务所则表示将研议是否上诉[66]。个案胜诉并不等于行政规则已全面改变;详见台湾跨性别者的法律与医疗与台湾LGBT运动史。

香港

2023年2月6日,香港终审法院就Q及Tse Henry Edward诉人事登记处处长案作出判决。案中两名跨性别男性因未完成整套性别重置手术而被拒绝更改香港身份证上的性别标记;对跨性别男性而言,整套手术包括切除子宫与卵巢并重建阴茎,属于高度侵入性的手术,有术后风险与并发症,而且对包括两名上诉人在内的许多跨性别者在医学上并非必要。两人主张拒绝申请侵犯《香港人权法案》第14条保障的私隐权,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均驳回其司法复核,终审法院则判上诉得直[67][68]。香港政府随后于2024年4月3日宣布修订政策:未完成整套手术者,一般在完成指定手术治疗并符合其他修订条件后,也可申请更改身份证性别标记;政府同时说明,身份证上的性别标记并不代表持证人在法律上的性别[69]。这一政策并不是以自我声明为基础的制度;详见香港跨性别者的法律与医疗与香港LGBT运动史。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性别重置手术以医疗技术管理规范的形式加以规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年版)》规定,手术对象在实施主体手术前须提供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精神科或心理科医师开具的诊断证明、本人书面要求,以及已告知直系亲属的证明,并须满足对性别重置的要求持续5年以上、未在婚姻状态和年满18岁等条件[70]。彩虹INFO在2022年5月的报道中,把这次修订与2017年版规范作了对比:手术年龄门槛降至18岁;本人要求手术的书面报告不再需要公证,仅需本人签字;诊断证明中把“易性病”改为不含疾病表述的“易性症”,并承认“性别焦虑/性别不一致”诊断具同等效力;诊疗证明也不再以完成外生殖器重建为前提,完成生殖器及性腺切除后即可出具,为变更身份证件提供了便利[71]。该报道同时认为,主流医学界对跨性别等多元性别的认识仍有待进一步改善[71]。中国大陆社群的组织与倡议史,见中国跨性别运动简史与中国大陆LGBT运动史。

2020年代:进展与反扑并存

美国与英国的司法转向

2025年6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斯克尔梅蒂案(United States v. Skrmetti)中,以6比3的票数维持田纳西州禁止为跨性别未成年人提供青春期阻断剂与激素治疗的法律[72][73]。田纳西州2023年通过的SB1法案,禁止医护人员为使未成年人认同或以不同于其生理性别的身份生活、或为缓解相关不适,而开具、施用或配发青春期阻断剂或激素[72]。最高法院认为该法不适用更严格的审查标准,并满足合理基础审查[72]。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中承认,争议涉及关于这一不断发展领域的医疗安全性、有效性与适当性的激烈科学与政策辩论[73]。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三名大法官持异议;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异议中写道,这一裁决“未加深思地”授权对跨性别儿童及其家庭造成无可估量的伤害。SCOTUSblog援引KFF的统计称,美国已有超过半数的州制定了类似田纳西州的法律[73]。

2025年4月16日,英国最高法院在“为苏格兰女性”诉苏格兰政府部长案(For Women Scotland Ltd v The Scottish Ministers,[2025] UKSC 16)中一致裁定,《2010年平等法》中的“男性”“女性”和“性别”指生理性别;持有完整性别承认证书、证书上性别为女性的人,不属于该法所定义的“女性”[74][75]。此案起因于苏格兰《2018年公共委员会性别代表法》及其法定指引对“女性”的界定:该法为提高苏格兰公共委员会中的女性比例设定目标,原指引把具有“性别重置”受保护特征并以女性身份生活的人也纳入“女性”[75]。法院同时表示,这一解释并没有取消对跨性别者的保护:无论是否持有证书,跨性别者仍受“性别重置”这一受保护特征的保障,也可以援引有关直接歧视、骚扰与间接性别歧视的条文[75]。

南亚的新变化

2026年,印度通过《跨性别者(权利保护)修正法》。联合国特别程序致印度政府的函件记载,该法案于2026年3月13日提交人民院,3月24日和25日分别在人民院和联邦院通过,3月30日获总统批准[76]。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修正案以“医疗委员会核实、再由县治安官承认”的制度取代自我认定,与2014年最高法院的判决相悖;该法案在最高法院任命的跨性别权利专家委员会及反对党议员明确反对下仍获通过,专家委员会曾要求政府撤回法案并与跨性别社群进行实质协商[77]。修正案还纳入了关于“强迫”“引诱”他人以跨性别身份示人的刑事条款,最高刑罚可达终身监禁[77]。联合国特别程序的函件同样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对修正案提出关切[76]。

全球与区域数据

国际LGBTI联合会(ILGA World)在2026年6月1日发布的数据中称,有18个联合国成员国在国家层面允许基于自我决定的法律性别承认[78]。同一组数据还显示,有9个联合国成员国禁止对间性青少年实施非自愿且非救命必需的医疗干预[78]。这一统计取决于ILGA对“自我决定”的界定,与其他组织的计算方式未必一致。

欧洲与中亚跨性别组织TGEU在2026年5月12日发布的《跨性别权利指数与地图》中认为,过去一年欧洲与中亚纸面上的变化不少,但缺乏持续的政治进展;许多进展由活动家和法院推动,而非政府主动作为,斯洛伐克和白俄罗斯等国的针对性倒退则与更广泛的民主衰退相关[79]。TGEU列举的例子包括:欧盟法院在多宗案件中确认官方文件应反映当事人生活中的性别认同、变更性别标记不得以绝育为条件,并在欧盟委员会诉匈牙利案中阐明欧盟价值与性别歧视法涵盖跨性别者;捷克宪法法院的判决促成了不以绝育和手术为强制条件的新指引;奥地利宪法法院把非二元性别标记的承认扩大到间性人以外的人群[79]。报告还提到,波兰法院的一项判决取消了跨性别者须起诉父母才能获得法律性别承认的要求;阿尔巴尼亚则在申请加入欧盟的背景下,新设了涵盖性别表达与性别认同的保护[79]。

总体而言,2020年代的情况并不是单一方向的“进步”或“倒退”:一些国家通过法院或立法降低了承认门槛,另一些国家则以法律或司法手段收紧承认、限制医疗或重新以生理标准界定性别[79][78][77]。

跨地区的共同主题

把上述各地经验并置,可以看到几条反复出现的线索。

第一,承认的标准从医学转向自主。早期的法律承认普遍以诊断、绝育或手术为前提,例如日本2004年以来的特例法要求与香港的整套手术政策[63][67];阿根廷2012年的法律则明确不要求手术、激素或心理治疗证明[50],马耳他2015年的法律以自我决定和身体完整为基础[53]。欧洲人权法院、日本最高法院与香港终审法院在不同年份就身体要求作出的判决,也反映了这一转向[39][64][69]。

第二,“第三性别”与自我认同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判决以第三性别类别为核心,并在部分判决中强调自我认定[45][37];但人权观察的研究提醒,设立第三性别类别并不等于当事人可以把性别标记改为“男”或“女”[48]。

第三,基层组织往往先于法律。从田德隆区的“先锋”和纽约的STAR[19][22],到英国的“争取改变”、南非的GDX和尼泊尔的蓝钻石协会[32][42][48],法律与政策的变化多建立在长期的社群互助、档案收集与倡议之上。阿根廷官方也把2012年的法律归功于特拉维斯提与跨性别社群多年的推动[49]。

第四,进展并非线性。巴基斯坦2018年的法律在2023年被部分推翻[58],印度2026年的修正案改变了2014年判决确立的自我认定原则[77],TGEU也把2026年的欧洲与中亚形容为纸面变化多、政治进展少的局面[79]。同时,2025年英美两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显示法院既可能扩大承认,也可能收窄跨性别者在特定法律中的地位[72][75]。

史学争议与常见误解

  • “第一块砖”:石墙暴动由谁首先出手,目击者说法不一,纽约LGBT历史遗址项目认为“没有人能确定”[21]。本条不把这一行为归于任何具体人物。
  • 德威餐厅静坐的年份:费城百科全书、NBC新闻和霍布森报告记作1965年,斯特赖克的章节记作1964年[17][18][15][1]。
  • 库珀甜甜圈店事件:学术叙述通常把它放在1959年[1][15],但有公众意见质疑其唯一史料来源与地点[16]。
  • 跨性别纪念日的首次日期:有11月28日与11月20日两种说法[35][34][36]。
  • 朵拉·里希特首次手术年份:赫希菲尔德协会资料记作1922年,德国红十字会寻人服务处写作1923年至1931年间的手术[7][9]。
  • “第一”的说法:乔根森是当时最为人知的跨性别者,而非第一位跨性别者[10][1];阿根廷法律、马耳他间性条款、GDX和Georgina Beyer等的“第一”,均为特定机构或媒体的表述[49][53][42][38]。
  • 术语的时代错置:“跨性别”一词在1960年代才出现于出版物,1990年代才广泛使用[1];把它套用于更早或非西方的性别角色时,宜同时说明当时、当地的称呼[2][3]。

参考资料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Susan Stryker. Transgender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laces That Matter,收入 Katherine Crawford-Lackey、Megan E. Springate 编《Identities and Place》,Berghahn Books,第4章(PDF)。查阅于2026年11月。
  2. ↑ 2.0 2.1 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ns and Gender Variant Sexualities in History,《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exualities》章节摘要。查阅于2026年11月。
  3. ↑ 3.0 3.1 3.2 3.3 3.4 联合国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问题独立专家. The impact of colonialism in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OGI(报告摘要,PDF),2023年。查阅于2026年11月。
  4. ↑ 4.0 4.1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s response to the call for inputs for the UN Independent Expert’s report on colonialism(PDF),2023年5月。查阅于2026年11月。
  5. ↑ 5.0 5.1 5.2 5.3 5.4 5.5 Magnus-Hirschfeld-Gesellschaft. The first 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 (1919–1933)。查阅于2026年11月。
  6. ↑ 6.0 6.1 6.2 6.3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 Echoes of Queer Landscapes: On Lili Elbe and the 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查阅于2026年11月。
  7. ↑ 7.0 7.1 7.2 Magnus-Hirschfeld-Gesellschaft. Institute Employees and Domestic Personnel。查阅于2026年11月。
  8. ↑ 8.0 8.1 Schwules Museum. Hirschfeld research: new finds – objects, books, documents(展览介绍)。查阅于2026年11月。
  9. ↑ 9.0 9.1 9.2 9.3 9.4 DRK-Suchdienst(德国红十字会寻人服务处). Queere Geschichte – Klärung des Schicksals von Dora Richter (*1892),2024年7月24日通讯。查阅于2026年11月。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Christine Jorgensen (1926–1989),Women & the American Story。查阅于2026年11月。
  11. ↑ 11.0 11.1 11.2 U.S. National Archives, The Unwritten Record. Christine Jorgensen: America’s First Transgender Celebrity,2024年3月26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12. ↑ 12.0 12.1 Louise Lawrence Transgender Archive. 首页介绍。查阅于2026年11月。
  13. ↑ 13.0 13.1 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 Virginia Prince Papers, 1912–2009。查阅于2026年11月。
  14. ↑ 14.0 14.1 14.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der incongruence and transgender health in the ICD。查阅于2026年11月。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Emily K. Hobson. Stonewall National Monument Scholars’ Workshop: Report o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规划网站(PDF)。查阅于2026年11月。
  16. ↑ 16.0 16.1 Los Angeles City Clerk. Council File 23-0468 公众意见(PDF),2023年6月6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17. ↑ 17.0 17.1 17.2 Encyclopedia of Greater Philadelphia. Dewey’s Lunch Counter Sit-In。查阅于2026年11月。
  18. ↑ 18.0 18.1 Jo Yurcaba. Different fight, ‘same goal’: How the Black freedom movement inspired early gay activists,NBC News,2021年2月28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19. ↑ 19.0 19.1 19.2 19.3 California Office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 Registration Form: Compton’s Cafeteria (DRAFT)(PDF)。查阅于2026年11月。
  20. ↑ National Park Service. Stonewall National Monument: History & Culture。查阅于2026年11月。
  21. ↑ 21.0 21.1 21.2 21.3 NYC LGBTQ Historic Sites Project. Stonewall Inn。查阅于2026年11月。
  22. ↑ 22.0 22.1 22.2 22.3 Library of Congress. LGBTQ+ Studies: A Resource Guide – After Stonewall。查阅于2026年11月。
  23. ↑ Making Gay History. Bonus Episode — From the Vault: Sylvia Rivera & Marsha P. Johnson, 1970。查阅于2026年11月。
  24. ↑ NYC LGBTQ Historic Sites Project. Tony Pastor’s Downtown / Gay Community Center。查阅于2026年11月。
  25. ↑ 25.0 25.1 25.2 Felix Moore. How a feminist, lesbian music collective powerfully defended trans rights in 1970s Los Angeles,PinkNews,2023年4月24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26. ↑ Sandy Stone.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PDF,原始版权1987年,修订版4.0)。查阅于2026年11月。
  27. ↑ 27.0 27.1 WPATH. SOC8 History。查阅于2026年11月。
  28. ↑ 28.0 28.1 28.2 28.3 E. Coleman 等. Standards of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People, Version 8,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 Health 23(Suppl 1),2022年9月6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29. ↑ EBSCO Research Starters. Feinberg Publishes Transgender Liberation。查阅于2026年11月。
  30. ↑ 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 Queer Nation Records, 1982–1995。查阅于2026年11月。
  31. ↑ 31.0 31.1 31.2 31.3 NBC News. OutFront: ‘We need to keep fighting,’ 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 founder pleads。查阅于2026年11月。
  32. ↑ 32.0 32.1 32.2 32.3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EDI blog. TIN-Bee Staff: The Manchester Method – How Trans Activists Reshaped UK Law,2026年1月29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33. ↑ 33.0 33.1 legislation.gov.uk. Gender Recognition Act 2004(2004 c. 7)。查阅于2026年11月。
  34. ↑ 34.0 34.1 34.2 34.3 34.4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Encyclopedia of Cleveland History. 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查阅于2026年11月。
  35. ↑ 35.0 35.1 35.2 35.3 Vogue. Gwendolyn Ann Smith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查阅于2026年11月。
  36. ↑ 36.0 36.1 Them. Gwendolyn Ann Smith Is the Mother of The Gazebo, One of the Internet’s First Trans Safe Spaces。查阅于2026年11月。
  37. ↑ 37.0 37.1 37.2 37.3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ICJ calls on South Asian States to respect and protect transgender persons’ right to life and their right to access justice。查阅于2026年11月。
  38. ↑ 38.0 38.1 RNZ. World’s first openly transgender mayor and MP, Georgina Beyer, has died,2023年3月。查阅于2026年11月。
  39. ↑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Factsheet – Gender identity issues(PDF),2024年7月。查阅于2026年11月。
  40. ↑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Alteration of Sex Description and Sex Status Act 49 of 2003。查阅于2026年11月。
  41. ↑ 41.0 41.1 Gender DynamiX. Legal Gender Recognition。查阅于2026年11月。
  42. ↑ 42.0 42.1 42.2 42.3 Gender DynamiX. Organisational Profile。查阅于2026年11月。
  43. ↑ Trans & Intersex History Africa. July 2005 — Founding of First South African Trans Rights Organisation, Gender DynamiX (GDX)。查阅于2026年11月。
  44. ↑ 44.0 44.1 Yogyakartaprinciples.org. Introduction to the Yogyakarta Principles。查阅于2026年11月。
  45. ↑ 45.00 45.01 45.02 45.03 45.04 45.05 45.06 45.07 45.08 45.09 45.10 Neela Ghoshal、Kyle Knight. Rights in Transition: Making Legal Recognition for Transgender People a Global Priority(PDF),Human Rights Watch,2016年1月。查阅于2026年11月。
  46. ↑ 46.0 46.1 Yogyakartaprinciples.org. The Yogyakarta Principles plus 10。查阅于2026年11月。
  47. ↑ 47.0 47.1 47.2 Human Rights Watch. South Asia’s Third Gender Court Judgments Set Example,2018年6月6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48. ↑ 48.0 48.1 48.2 48.3 Human Rights Watch. “We Have to Beg So Many Peopl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Nepal’s Legal Gender Recognition Practices,2024年2月15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49. ↑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Argentina.gob.ar. 11 años de la Ley de Identidad de Género: un hito que cambió la vida de miles de personas,2023年。查阅于2026年11月。
  50. ↑ 50.0 50.1 50.2 50.3 Argentina.gob.ar. Ley 26.743 – Identidad de Género(法律原文)。查阅于2026年11月。
  51.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 Body of One’s Own: A Trans History of Argentina(Patricio Simonetto著,2024年)。查阅于2026年11月。
  52. ↑ 52.0 52.1 Legislation Malta. Gender Identity, Gender Expression and Sex Characteristics Act(ACT No. XI of 2015)(PDF)。查阅于2026年11月。
  53. ↑ 53.0 53.1 53.2 53.3 Human Rights Directorate, Malta. Legal Gender Recognition and Bodily Integrity。查阅于2026年11月。
  54. ↑ 54.0 54.1 Human Rights Watch. Brazil Boosts Transgender Legal Recognition,2018年3月14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55. ↑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IACHR Welcomes Brazilian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o Allow Trans Persons to Change Name through Self-Declaration,2018年4月23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56. ↑ 56.0 56.1 Library of Congress, Global Legal Monitor. Uruguay: Congress Adopts New Law on Transgender Rights,2018年10月31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57. ↑ 57.0 57.1 IMPO. Ley N° 19.684 – Ley integral para personas trans。查阅于2026年11月。
  58. ↑ 58.0 58.1 58.2 58.3 58.4 Amnesty International. Pakistan: Revocation of rights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diverse people must be stopped,2023年5月。查阅于2026年11月。
  59. ↑ Pakistan Today. Trans people can’t get their gender changed, rules Shariat court,2023年5月19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60. ↑ GATE. It’s time for reform: Trans Health Issues in the ICD。查阅于2026年11月。
  6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leases new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 11),2018年6月18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62.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CD-11 2022 release,2022年2月11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63. ↑ 63.0 63.1 63.2 63.3 Human Rights Watch. Victory for Transgender Rights in Japan,2023年10月25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64. ↑ 64.0 64.1 64.2 Amnesty International. Japan: Transgender rights progress as court rules surgery not required for legal gender change,2023年10月25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65. ↑ 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 Xiao E, First transwoman in Taiwan to change her legal gender without providing proof of surgery,2021年11月24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66. ↑ 66.0 66.1 陈冠勋、邱福财. 跨性別者免術換證再勝訴 新北中和戶所:研議是否上訴,公视新闻,2026年7月16日(7月17日更新)。查阅于2026年11月。
  67. ↑ 67.0 67.1 香港终审法院. Q and Tse Henry Edward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FACV 8 & 9/2022, Summary of Judgment,2023年2月6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68. ↑ 香港律政司. Summary of Judicial Decision: Q and Tse Henry Edward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23 HKCFA 4](PDF)。查阅于2026年11月。
  69. ↑ 69.0 69.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公报. Policy on change of sex entry on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revised,2024年4月3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70.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年版)(PDF,含G05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查阅于2026年11月。
  71. ↑ 71.0 71.1 彩虹INFO. 性别重置技术迎来新规:年龄下调至18岁,无需公证,2022年5月10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72. ↑ 72.0 72.1 72.2 72.3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v. Skrmetti, No. 23-477(PDF),2025年6月18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73. ↑ 73.0 73.1 73.2 Amy Howe. Court upholds Tennessee’s ban on certain medical treatments for transgender minors,SCOTUSblog,2025年6月18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74. ↑ UK Supreme Court. For Women Scotland Ltd v The Scottish Ministers(案件页),判决日期2025年4月16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75. ↑ 75.0 75.1 75.2 75.3 UK Supreme Court. For Women Scotland Ltd (Appellant) v The Scottish Ministers (Respondent) – Press summary,2025年4月16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76. ↑ 76.0 76.1 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 致印度政府的联合函件(PDF),2026年。查阅于2026年11月。
  77. ↑ 77.0 77.1 77.2 77.3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dia: Presidential approval of regressive transgender bill a major step backward for human rights,2026年3月。查阅于2026年11月。
  78. ↑ 78.0 78.1 78.2 ILGA World. Pride Month: new ILGA World data and maps on laws affecting LGBTI people globally,2026年6月1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79. ↑ 79.0 79.1 79.2 79.3 79.4 TGEU. Trans Rights Index & Map 2026: Movements and courts hold the line despite political threats and inaction,2026年5月12日。查阅于202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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