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跨性別運動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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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跨性別運動簡史是對世界各地跨性別者、性別多元者及其盟友爭取生存、可見、承認與健康權利的歷史的概述。本條按年代梳理主線,同時在每個階段對照不同地區的經驗:既介紹20世紀德國的性科學研究、美國的街頭抵抗與社群刊物,也介紹南亞的第三性別判決、拉丁美洲的自我認同立法、南部非洲的組織化倡議,以及2020年代多國出現的立法與司法反撲。

需要先說明的是,「跨性別」(transgender)是一個現代詞語。按照歷史學者蘇珊·斯特賴克(Susan Stryker)的說法,這個詞在美式英語出版物中最早出現於1965年,到1990年代才被廣泛使用[1]。把這個詞套用到更早的人群或其他文化中的性別角色,可能抹平當事人自己的概念與處境。因此,本條在敘述早期歷史和非西方語境時,儘量使用當時、當地的稱呼,或寫作「性別多元」「性別跨越」等較寬的說法;也不把歐洲或北美的某個裡程碑當作全球運動唯一的「起點」。

本條的事實陳述儘量以兩個以上互相獨立的來源交叉核對。來源之間有出入、或只能找到單一來源時,正文會註明說法出處或寫明存在分歧。所謂「第一」「首位」的說法,均指特定來源在特定範圍內的表述,不代表已窮盡全球史料。

史學方法與範圍

跨性別運動史長期以英語世界,尤其是美國城市的事件為中心。劍橋大學出版社《劍橋世界性史》中關於跨性別與性別多元歷史的章節摘要指出,這段歷史同時涵蓋前現代與現代時期;定居者殖民主義、奴隸制、戰爭與帝國主義,改變了人們表達和組織性別的條件[2]。聯合國性取向和性別認同問題獨立專家2023年關於殖民主義的報告摘要也提醒:殖民主義是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暴力與歧視的重要來源,但不能把所有邊緣化都單獨歸因於殖民;有證據顯示,殖民前有些社會較能接納多元,也有些社會對多元性別者同樣殘酷[3]。

因此,本條把「運動」理解得較寬:既包括有名稱、有章程的組織和法律倡議,也包括餐廳里的抵抗、地下刊物、互助網絡、紀念活動,以及國際人權框架的形成。由於篇幅所限,許多地區只能簡要提及;讀者可以從相關條目繼續閱讀各地專題。

殖民語境中的性別多元

在許多社會中,現代西方意義上的男女二元分類並不是唯一的性別秩序。前述聯合國獨立專家報告摘要援引研究指出,殖民之前,非洲大陸的許多民族並不以二元方式理解性別,也不一定把身體解剖特徵與性別身份對應;報告舉例提到今奈及利亞地區的部族、約魯巴文化以年資而非性別組織社會等級,以及衣索比亞奧羅莫人的相關性別角色習俗[3]。這些例子來自報告對既有研究的轉述,具體社群的歷史仍需結合當地研究閱讀。報告還列舉了塞內加爾社群中流動的性行為、跨性別身份與異裝實踐,加納達加巴人(Dagaaba)依「能量」而非身體分配性別,菲律賓原住民社群中同時具有女性與男性靈魂的巴巴蘭(Babaylan)靈性守護者,以及奈及利亞的奧巴涅(Ogbanje)等,並認為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多樣性在有記錄的歷史中遍及世界各地[3]。

《劍橋世界性史》的章節摘要也指出,世界各地的檔案大量記載了跨越性別的實踐,但某一社群或個人如何界定、理解和評判這些實踐,受到種族、宗教、地區、文化與階級等多重因素影響;歷史上用來描述性別多元者的概念,既有兩靈人、海吉拉、第三性別,也有較晚近的跨性別、非二元等,其中許多歷史稱呼被當事人視為貶稱[2]。

南亞的海吉拉(hijra)群體則顯示了殖民國家如何通過法律重塑性別多元群體的處境。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CJ)向聯合國提交的意見指出,英國殖民者在1850年代「發現」了北印度被稱為「閹人」或海吉拉的性別多元群體;殖民國家其後以1871年的《刑事部落法》(Criminal Tribes Act)將其「罪犯化」,企圖使其作為可見的社會類別被規訓乃至消失,並形成延續至今的控制模式[4]。該意見還指出,在後殖民的巴基斯坦,這些把性別多元者罪犯化、排斥和邊緣化的殖民做法被「無縫」納入國家結構,並被右翼與宗教團體賦予新的生命;1860年經《印度刑法典》引入的第377條,則意在把殖民政府認為「不自然」的性關係入罪[4]。聯合國獨立專家報告摘要同樣把殖民時期輸入的法律與性別規範列為當代歧視的重要來源之一[3]。

北美原住民社群中的兩靈人、薩摩亞的Fa'afafine、墨西哥瓦哈卡的Muxe等,也常被放在全球性別多元史中討論。這些稱呼各有其文化背景與當代社群使用方式,不應簡單等同於「跨性別」;詳細內容請見各專題條目。

1900年代至1945年:性科學與威瑪柏林

性科學研究所

20世紀初,德國柏林是性學研究與性少數倡議的重要中心之一。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創辦的性科學研究所於1919年7月6日在柏林蒂爾加滕區開放[5][6]。研究所有四十多名工作人員,從事研究、性諮詢、性病治療與公眾性教育;它也為赫希菲爾德所稱的「性別過渡」(sexual transitions)人群提供諮詢與治療,其中包括後來被視為性別肯定醫療早期案例的當事人[5][7]。研究所還是同性戀組織「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和「世界性改革聯盟」的主要辦公地,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等作家都曾到訪,並把印象寫進作品;但它從一開始就被詆毀為「猶太的」「社會民主黨的」和「有傷風化的」[5]。

1933年5月6日,納粹洗劫並關閉了研究所[5][8]。流亡中的赫希菲爾德在巴黎的電影院裡,看到自己的著作在柏林歌劇院廣場被法西斯學生焚燒;他其後在巴黎重建研究所的嘗試未能成功,1935年5月14日在法國尼斯去世[5][8]。研究所建築在1943年的空襲中被毀[5][6]。研究所的消失不僅是一家機構的終結,也意味著大量早期跨性別者的病歷、照片與通信永久散失,後來的研究者只能依靠殘存文獻重建這段歷史[6]。

朵拉·里希特與莉莉·艾爾伯

朵拉·里希特(Dora Richter)生於1892年4月16日[9]。赫希菲爾德協會的研究所人員檔案記載,她曾在研究所擔任家務人員;1922年應本人要求接受睪丸切除術,1931年又由路德維希·萊維-倫茨(Ludwig Levy-Lenz)與埃里希·戈爾班特(Erich Gohrbandt)進行進一步手術[7]。德國紅十字會尋人服務處2024年的通訊則把她的手術寫作跨越1923年至1931年,稱她是已知第一位成功接受性別肯定手術的人,並說明她的改名申請於1934年獲批[9]。兩份來源對首次手術年份的寫法相差一年,本條兩說並列。

里希特在1933年以後的生平長期缺少記載。德國紅十字會尋人服務處在2024年發布調查結果,根據當地戶籍登記部門的答覆,確認她於1966年在阿勒斯貝格(Allersberg)去世[9]。尋人服務處在中央檔案中找到1946年在希爾波爾特施泰因(Hilpoltstein)簽發的被驅逐者證件和難民卡,顯示她在1945年2月從塞芬(Seifen)出逃,此後居住在希爾波爾特施泰因縣[9]。這一發現說明,許多早期跨性別者的生平仍可能被新檔案改寫。

丹麥畫家莉莉·艾爾伯(Lili Elbe)於1930年3月來到柏林求醫,其後接受了四次手術,於1931年9月去世。根據柏林世界文化宮(HKW)的出版資料,她的醫療記錄很可能已隨研究所文獻一起被焚毀[6]。由於本次只找到這一份可讀取的來源,上述細節以HKW的說法為準。

1945年至1960年代:戰後醫學化與社群網絡

克里斯蒂娜·喬根森與媒體時代

斯特賴克認為,1952年圍繞喬根森的空前報道,使跨性別議題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入大眾媒體視野[1]。Christine Jorgensen於1926年5月30日生於紐約布朗克斯,1945年高中畢業後應徵加入美國陸軍,擔任了一年文書工作;1950年她前往丹麥,接受內分泌學家克里斯蒂安·漢堡(Christian Hamburger)主持的激素治療與手術,並以「克里斯蒂娜」之名向漢堡致意[10][11]。1952年12月1日,《紐約每日新聞》以「前大兵變成金髮美人」為題在頭版報道她的經歷,她很快成為全國乃至國際知名人物[10][1]。她原本希望保持私密,但消息被洩露給了媒體[10][11]。1953年她返回美國時,數百名記者在紐約機場等候,需要警察護送才能控制人群[10]。媒體對她的報道褒貶不一,常把她描述為有心理疾病的人,或質疑她是否是「真正的」男人或女人[10]。

不過,紐約歷史學會的「女性與美國故事」教材特別指出,喬根森並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跨性別者,而是當時最為公眾所知的一位[10];斯特賴克同樣寫道,喬根森絕非第一位變性者,但她讓這一概念為大眾所知,可稱為第一位真正全球性的跨性別名人[1]。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博客則稱她為「美國第一位跨性別名人」[11]。這類說法應理解為媒體知名度意義上的「第一」。

刊物、通訊錄與研究者

在大眾媒體之外,跨性別者與異裝者也通過私人網絡互相聯繫。Louise Lawrence自1942年起全職以女性身份生活,先後住在加州伯克利與舊金山。1952年,她與維吉尼亞·普林斯(Virginia Prince)等人出版了第一版《Transvestia》,勞倫斯的通訊錄就是最初的訂閱名單;她也幫助社群與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哈里·班傑明(Harry Benjamin)等性研究者建立聯繫[12][1]。

普林斯1912年11月23日生於洛杉磯[13]。關於《Transvestia》的創刊時間,來源有不同寫法:加州在線檔案館(OAC)的普林斯文獻目錄寫作她於1960年創辦該刊[13];斯特賴克則把1952年的刊物與1960年開始的長期刊物區分開來[1],勞倫斯檔案也把1952年版本稱為「第一版」[12]。較穩妥的理解是:1952年曾出現早期版本,1960年起普林斯主編的刊物長期發行。

醫學化的擴張

戰後數十年,北美與歐洲的醫療機構逐步把跨性別經驗納入診斷與治療體系。斯特賴克指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1966年開設了美國第一個臨床性別重置手術項目[1]。醫學化一方面為部分人提供了獲得激素與手術的途徑,另一方面也讓醫生擁有決定誰「夠資格」轉換的權力,這一張力貫穿了此後的運動史,並最終引出去病理化運動[1][14]。

同一時期,舊金山田德隆區一帶形成了早期的跨性別服務網絡。斯特賴克記載,舊金山公共衛生局下屬的「特殊問題中心」(Center for Special Problems)提供了美國最早一批面向跨性別者的社會服務;班傑明在每年夏季造訪舊金山時,也在下榻的酒店套房接診變性患者;田德隆區還設有「全國變性者諮詢組」(National Transsexual Counseling Unit),它是富有的跨性別男性里德·埃里克森(Reed Erickson)資助的眾多項目之一,埃里克森創辦的埃里克森教育基金會也為其提供了關鍵支持[1]。斯特賴克還把1967年開始活動的「以轉換為目標」(Conversion Our Goal)稱為第一個變性者支持團體[1];這一「第一」是斯特賴克的表述。

1959年至1970年:餐廳、街頭與石牆

石牆之前的抵抗

在常被視為同性戀解放運動轉折點的石牆事件之前,美國多座城市已出現跨性別女性、「街頭皇后」(street queens)、男同性戀者與性工作者共同參與的抵抗。歷史學者艾米莉·霍布森(Emily K. Hobson)為石牆國家紀念地學者研討會撰寫的報告,把1959年5月洛杉磯的庫珀甜甜圈店(Cooper’s Donuts)事件、1965年4月費城的德威餐廳靜坐、1966年8月舊金山的康普頓餐廳騷亂,以及1967年2月洛杉磯黑貓酒吧遭突襲後的抗議,列為石牆之前最著名的幾起事件[15]。

斯特賴克記載,1959年,洛杉磯市中心一家深夜營業、受街頭皇后、男同性戀者和男性性工作者歡迎的庫珀甜甜圈店裡,顧客在警察以遊蕩、流浪或公然猥褻為由「掃街」時集體抗拒逮捕[1]。不過,這一事件的史料基礎存在爭議:2023年一份提交洛杉磯市議會的公眾意見認為,關於這場騷亂只有作家約翰·雷奇(John Rechy)的單一敘述,而雷奇本人說的是「1958年春或1959年春」;該意見還根據市政建築記錄、電話簿與城市名錄,主張當時南大街215號並沒有庫珀甜甜圈店[16]。這份意見屬於個人提交的公眾評論,並非學術定論;本條把它作為存在爭議的提示,而不是推翻該事件的結論。

德威餐廳靜坐抗議發生在費城。費城百科全書記載,1965年4月25日,抗議者在市中心的一家德威餐廳靜坐,要求同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獲得公共場所服務;三名青少年抗議者被捕後,同性戀權益團體雅努斯協會(Janus Society)在五天內派發了約1,500份傳單,並於5月2日再次靜坐[17]。NBC新聞同樣把首次靜坐記為1965年4月25日,並引述雅努斯協會刊物《Drum》,稱餐廳員工多次拒絕為「同性戀者和穿著不合常規服裝的人」服務[18]。斯特賴克的章節則把這次抗議寫在1964年[1];鑑於兩份較具體的來源與霍布森報告均寫作1965年[17][15],本條採用1965年,並註明此一分歧。

康普頓餐廳騷亂發生在舊金山田德隆區。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的國家史跡名錄提名草案記載,1966年8月一個周末夜晚,警察在經理以「遊蕩」為由報警後進入康普頓餐廳,試圖帶走跨性別者、變裝皇后和性工作者;一名警察粗暴拖拽其中一人時,衝突爆發[19]。斯特賴克寫道,抗議者砸碎了窗戶、毀壞了一輛警車並點燃了街角的報攤[1]。在此之前的1966年7月,田德隆區的青年組織「先鋒」(Vanguard)成立,提名草案稱它是美國已知最早幫助酷兒青年的組織,成員中有不少無家可歸的同性戀與跨性別青年[19]。斯特賴克則把「先鋒」的起始時間寫作1965年[1],兩份來源相差約一年。提名草案還記載,騷亂前一個月,青年們曾在康普頓餐廳外抗議店方與新聘保安對跨性別女性顧客的歧視;《舊金山紀事報》專欄作家赫布·凱恩(Herb Caen)當時以獵奇口吻報道了這次糾察。糾察沒有帶來直接結果,積累的不滿在一個月後演變為餐廳內的激烈反抗[19]。這次騷亂的確切日期至今在常見資料中並無統一記載。

石牆暴動

1969年6月28日凌晨,紐約警方突襲格林威治村的石牆酒吧,引發自發的反抗[20][21]。紐約LGBT歷史遺址項目記載,此後數晚,示威在石牆酒吧、克里斯多福公園和周邊街道持續進行;據目擊者說法,第一晚約有五六百人,第二晚約兩千人,第六晚也是最後一晚約五百到一千人[21]。

關於石牆暴動由誰「扔出第一塊磚」或「第一拳」,流傳的說法很多。同一遺址項目指出,多名目擊者的說法互不相同,正如幾乎所有騷亂或與警察的自發衝突一樣,「沒有人能確定」究竟是什麼引發了衝突、是誰先出手或先扔東西[21]。霍布森也提醒,石牆最初幾個小時本身與此前的抵抗相比「或許顯得頗為尋常」,真正使它不同的,是其持續時間、規模和後續影響[15]。霍布森認為,有三項關鍵因素:大量格林威治村路人在一段時間內加入了騷亂;《紐約時報》《鄉村之聲》以及激進與同性戀報刊的廣泛報道;以及當時整個社會深受抗議運動影響的政治氛圍,不少同性戀解放運動參與者把1968年的全球抗議浪潮與1969年的石牆一併視為轉折點[15]。因此,本條不把石牆寫成跨性別抵抗的起點,也不把「第一塊磚」的傳說歸於某一位具體人物。

STAR與早期組織

1970年,Sylvia Rivera與Marsha P. Johnson在紐約創立了街頭異裝者行動革命者(STAR)[22][23]。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研究指南寫道,STAR關心的是比漫長的立法進程更為迫切的需求,為大量無家可歸的跨性別青年提供食物、衣物與住所,後來在芝加哥、加州和英格蘭也有分會[22]。1970年至1971年,同性戀解放陣線與STAR在曼哈頓西三街130號共同開辦了「烏托邦式」的同性戀社區中心[24]。

STAR經常與其他組織者和社群團體合作,包括1969年成立的皇后解放陣線(Queens Liberation Front)和青年領主黨(Young Lords Party);它沒有出版自己的刊物,但當時的LGBTQ+期刊對其工作多有記載[22]。霍布森的報告則把STAR與同性戀解放陣線、同性戀活動家聯盟、第三世界同性戀解放等,一併列為石牆之後數月間成長起來的團體[15]。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女性主義爭論與照護標準

女性空間中的衝突

1970年代,跨性別女性在女性主義運動中的位置成為激烈爭論的話題。PinkNews在2023年的報道指出,跨性別女性半個世紀前就已參與女性主義運動,雖然有些順性別女性反對,也有人接納她們:洛杉磯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唱片公司奧利維亞唱片(Olivia Records)在1970年代吸收跨性別女性桑迪·斯通(Sandy Stone)加入團體,擔任錄音師[25]。1978年秋,奧利維亞在西雅圖舉辦巡演音樂會前接到消息,一個身穿迷彩服、攜帶真槍的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團體揚言,如果斯通來到西雅圖就要殺死她;音樂會因此動用了嚴密的安保[25]。

同一報道記載,激進女性主義者珍妮絲·雷蒙德(Janice Raymond)曾把她博士論文的一章寄給奧利維亞,其中點名指責斯通,這篇論文後來出版為《變性帝國》(The Transsexual Empire);雷蒙德稱斯通在奧利維亞扮演「非常主導的角色」,斯通與奧利維亞創辦人之一金妮·伯森(Ginny Berson)都堅決否認這一說法[25]。斯通後來寫成《帝國反擊:一份後變性宣言》,原始版權年份為1987年,標題即回應雷蒙德的著作[26]。

1990年代,相似的衝突仍在延續。斯特賴克記載,1991年密西根女性音樂節的組織者以不認為變性者是女性為由,驅逐了跨性別參加者南希·伯克霍爾德(Nancy Burkholder),由此催生了每年在音樂節對面紮營、與參加者對話的「跨性別營」(Camp Trans)[1]。

照護標準的建立

醫療專業團體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制定國際性的照護規範。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PATH)記載,《跨性別與性別多元者健康照護標準》(Standards of Care,SOC)最初於1979年發布,之後在1980、1981、1990、1998、2001和2011年更新,第七版於2012年發布[27]。2022年發表的第八版同樣說明SOC最初制定於1979年[28]。

第八版也承認,這一領域的大部分研究與經驗來自北美和西歐視角,因此需要針對世界其他地區作出調整,並在新版中加入關於文化相對性與文化能力的建議[28]。這一自我說明本身,反映了跨性別健康知識生產長期集中於少數地區的問題。

1990年代:「跨性別」政治與跨國網絡

新詞與新組織

1990年代,「跨性別」一詞在英語世界被用作涵蓋各種性別多元者的總稱。斯特賴克指出,這個詞在這一時期因萊斯莉·范伯格(Leslie Feinberg)1992年的小冊子《跨性別解放:一個時機已到的運動》而普及[1];EBSCO的研究簡介也記載該小冊子於1992年6月出版,主張以「跨性別」作為所有性別多元者的包容性稱呼[29]。

同一時期,舊金山的「跨性別國度」(Transgender Nation)和紐約的「變性者威脅」(Transexual Menace)等團體,借鑑了酷兒激進運動的朋克風格,以直接對抗的方式開展行動[1]。這類行動與「酷兒國度」(Queer Nation)等團體的風格一脈相承;加州在線檔案館的酷兒國度檔案說明,該組織以對抗性行動和公開抗議著稱,最初由愛滋病行動團體ACT UP的前成員組成[30]。

斯特賴克還記載,1995年舊金山婦女大樓舉辦了第一屆國際跨性別男性(FTM)會議;從1992年起,美國第一位公開跨性別身份的法官菲利斯·倫道夫·弗萊(Phyllis Randolph Frye)在休斯敦連續數年主辦跨性別法律與就業政策國際會議,為此後的法律倡議打下基礎[1]。以上三項細節本次只找到斯特賴克這一來源,讀者引用時宜註明出處。

1993年,Brandon Teena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鄉村被殺害。斯特賴克寫道,此案引發了在法院外舉行的守夜活動[1];NBC新聞在講述跨性別紀念日的起源時,也提到1999年春舊金山社群為一部關於他遇害的紀錄片舉行燭光悼念[31]。

英國:法律倡議路線

在英國,曼徹斯特被視為英國跨性別行動的發源地之一。曼徹斯特大學2026年的一篇文章介紹,「爭取改變」(Press for Change)由克里斯蒂娜·伯恩斯(Christine Burns)與史蒂芬·惠特爾(Stephen Whittle)於1992年創立,以法律作為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側重教育、收集證據和建立歧視案例檔案,而不是大型示威[32]。該文稱,1996年歐洲法院在P訴S及康沃爾郡議會案中裁定,因性別重置而解僱雇員構成性別歧視;該組織的倡議也有助於促成《2004年性別承認法》和《2010年平等法》對跨性別者的保護[32]。《2004年性別承認法》的立法文本可在英國政府立法網站查閱[33]。

跨性別紀念日

1998年11月28日,波士頓的非裔跨性別女性Rita Hester在自己的公寓中遇害[34]。跨性別作家與活動家Gwendolyn Ann Smith注意到此案與較早遇害的Chanelle Pickett案的相似之處,開始整理遇害跨性別者名單,即「緬懷逝者」(Remembering Our Dead)網絡項目[31][35]。史密斯對NBC新聞回憶,兩人都是非裔跨性別女性,都在波士頓、都在11月中下旬遇害;1998年她與網上聊天室的朋友討論這些案件時,發現早前的案件已經很快被遺忘[31]。1999年春,史密斯帶領約100名活動家前往舊金山卡斯楚劇院,在放映關於布蘭登·蒂娜遇害的紀錄片時舉行燭光悼念[31]。1999年,舊金山和波士頓的跨性別社群以這份名單為素材,舉行了第一次跨性別紀念日活動[35][34]。

關於首次活動的日期,來源說法不一。史密斯在接受《Vogue》採訪時說,第一次活動定在11月28日,與今天的日期不同,原因是感恩節[35];凱斯西儲大學的《克利夫蘭歷史百科》也記作1999年11月28日在舊金山卡斯楚區和波士頓舉行守夜,此後每年在11月20日或前後舉行[34]。但在《Them》的訪談中,史密斯又把第一次紀念日說成1999年11月20日[36]。本條兩說並列,不作裁斷。如今,跨性別紀念日已在世界許多城市舉行[34]。

跨性別紀念日也推動了對暴力的系統記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一份聲明引述「跨性別謀殺監測」(Trans Murder Monitoring)項目的數據稱,2008年1月至2018年9月間,71個國家共記錄了2,609宗跨性別與性別多元者的非正常死亡;該項目依據個人與民間組織的報告記錄案件,而多數政府並不收集針對跨性別者暴力的數據[37]。這類數字只反映已被報告和記錄的案件,不能視為完整統計。

大洋洲的政治代表

在紐西蘭,Georgina Beyer於1993年當選卡特頓區議員,1995年當選卡特頓市長,1999年作為工黨候選人贏得懷拉拉帕選區,進入國會。紐西蘭廣播電台(RNZ)在她2023年3月去世時,稱她為世界上第一位公開跨性別身份的市長和國會議員[38]。「第一位」的說法以RNZ的報道為準,本次未能找到第二個可讀取的來源加以核對。

2000年代:法律承認與國際人權框架

歐洲人權法院

在歐洲,跨性別者通過《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尊重私人及家庭生活的權利)爭取法律承認,經歷了從屢屢敗訴到逐步勝訴的過程。歐洲人權法院的性別認同問題資料簡報記載:1986年的里斯訴英國案(Rees v. the United Kingdom)和1990年的科西訴英國案(Cossey v. the United Kingdom)中,法院均認定沒有違反第8條;1992年3月25日的B訴法國案,是法院首次在跨性別者承認問題上認定違反第8條[39]。

2002年7月11日,歐洲人權法院大審判庭在克里斯蒂娜·古德溫訴英國案(Christine Goodwin v. the United Kingdom)中認定英國違反第8條,理由包括國際上明顯而持續地出現提升社會接納及法律承認跨性別者的趨勢[39]。申請人投訴的內容包括其改變後的性別缺乏法律承認,以及由此在就業、社會保障、退休金與婚姻方面受到的影響[39]。曼徹斯特大學的文章把這一時期英國的變化與「爭取改變」的長期法律倡議聯繫起來;英國隨後通過了《2004年性別承認法》[32][33]。

此後,法院進一步處理承認程序中的身體要求。2017年4月6日,在A.P.、加爾松與尼科訴法國案中,法院認定,以證明外貌發生不可逆改變作為承認條件,違反了第二、第三申請人依第8條享有的權利;但法院同時認定,要求證明患有性別認同障礙或接受醫學檢查,並不違反第8條[39]。這一判決說明,法律承認的「去手術化」與「去診斷化」在歐洲並不是同步完成的。

婚姻狀況也是常見門檻。2014年7月16日的哈馬萊寧訴芬蘭案(Hämäläinen v. Finland)中,申請人只有在妻子同意把婚姻轉為登記伴侶關係或離婚的情況下,才能取得女性身份的完全承認;大審判庭認定,以婚姻轉為登記伴侶關係作為承認條件並不過當,沒有違反第8條[39]。2020年7月9日的Y.T.訴保加利亞案中,法院則認定保加利亞法院拒絕為一名跨性別男性更改民事登記中的性別與姓名,違反了第8條[39]。

南部非洲

南非在2003年通過《第49號變更性別描述與性別身份法》(Alteration of Sex Description and Sex Status Act 49 of 2003),為跨性別者變更法律上的性別描述提供了途徑[40][41]。南非跨性別組織「性別動力」(Gender DynamiX,GDX)指出,南非是非洲少數為跨性別和性別多元者提供保護的國家之一,但現行的法律性別承認模式「高度病理化」,與該國追求社會平等的目標不符[41]。

GDX成立於2005年。該組織自稱是第一個在非洲註冊、專注於跨性別與更廣泛性別多元社群的公益組織[42];「非洲跨性別與間性人歷史」數字檔案則把2005年7月GDX的成立記為南非第一個跨性別權利組織的誕生[43]。兩種表述的範圍(「非洲」與「南非」)不同,本條分別註明。GDX表示,它從一個設想逐漸成長為草根組織,再發展為制度化的非營利組織,對南非乃至非洲的跨性別與性別多元運動具有重要作用,並以自我認同、自我決定等價值為工作原則[42]。

日惹原則

2006年11月6日至9日,來自25個國家的29名人權專家在印度尼西亞日惹的加札馬達大學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將國際人權法應用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相關事務的日惹原則》[44]。人權觀察2016年的報告稱,日惹原則是第一份把關於性取向、性別認同與人權的國際原則加以系統編纂的文件[45]。2017年11月10日,又通過了補充原有原則的《日惹原則+10》(YP+10),納入性別表達與性徵等議題[46]。

起草專家在導言中表示,這些原則反映了國際人權法在性取向和性別認同問題上的現狀[44]。人權觀察的報告指出,尼泊爾最高法院2007年的判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新近制定的」日惹原則為依據[45]。

南亞的第三性別判決

南亞在法律承認問題上走出了一條與歐洲不同的路徑。2007年,尼泊爾最高法院在蘇尼爾·巴布·潘特訴尼泊爾政府案(Sunil Babu Pant v. Government of Nepal)中,命令政府設立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的法律類別,並規定獲得第三性別證件應以當事人的「自我感受」(self-feeling)為依據[47][45]。人權觀察記載,活動家隨後推動政府在選民名冊(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2011年)、公民身份證件(2013年)和護照(2015年)中加入第三性別選項[45][47]。

不過,人權觀察2024年的報告提醒,尼泊爾的變化雖自2001年藍鑽石協會(Blue Diamond Society)成立、2007年最高法院勝訴以來備受國際稱道,實施卻零散而不足:尼泊爾沒有明確的法律途徑把性別標記改為「男」或「女」,就連第三(「其他」)性別選項的程序也不清晰、因事而異[48]。報告還指出,跨性別者與國家機構打交道時,常遇到帶有歧視、缺乏了解且有害的醫學化做法[48]。

人權觀察2016年的報告還記載,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在2009年要求承認第三性別類別,孟加拉國內閣則在2013年頒布法令,承認海吉拉為單獨的法律性別[45]。這兩項細節本次只有人權觀察一個來源,以該報告的說法為準。

印度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NALSA訴印度聯邦案中承認第三性別,並確認跨性別者自我認定其性別的權利[37][45]。人權觀察的報告引用判決稱,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性別的權利」[45]。2018年,人權觀察還指出,荷蘭一家地區法院在裁定立法機關應為不願登記為男或女的公民提供選項時,援引了印度和尼泊爾最高法院的判決[47]。這是南亞判例影響其他地區法律討論的一個例子。

法律承認並未自動帶來安全。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指出,儘管南亞各國已通過立法與判決承認跨性別者,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的暴力仍然猖獗;印度最高法院在NALSA案中也承認跨性別者遭受警察與私人侵害的問題,並建議中央與各邦政府提高公眾對跨性別者權利的認識[37]。

2010年代:自我認同立法的擴散

阿根廷:自我認同模式

2012年5月9日,阿根廷參議院以55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性別認同法》(第26.743號法律),這項法案此前由「特拉維斯提」(travesti)與跨性別社群組織長期推動[49][50]。法律規定,人人有權要求承認其性別認同;年滿18歲者可以申請更正登記中的性別、名字與照片,且無須證明接受過全部或部分生殖器手術、激素治療或其他心理或醫學治療;未滿18歲者則須通過法定代理人並經本人明確同意提出申請[50]。該法第11條還規定,年滿18歲者為保障整體健康,可在無須司法或行政授權的情況下接受全部或部分手術及激素治療,使身體(包括生殖器)符合其自我感知的性別認同[50]。

人權觀察2016年的報告稱,這部法律被視為法律性別承認的「黃金標準」[45]。阿根廷政府在法律通過11周年時則稱它為世界上第一部不把跨性別身份病理化、並允許通過簡單行政程序更改登記的立法[49]。「第一部」是阿根廷官方的表述。同一政府文章也提到以跨性別活動家「迪亞娜·薩卡揚—洛漢娜·貝爾金斯」命名的跨性別者正式就業促進法[49]。文章引述阿根廷官員的話說,下一場需要爭取的,是為過去遭受國家機構暴力的特拉維斯提與跨性別受害者制定歷史賠償法,這一倡議主要由「承認即賠償」(Reconocer es Reparar)運動推動[49]。歷史學者帕特里西奧·西莫內托(Patricio Simonetto)的著作《一具自己的身體:阿根廷跨性別史》則提醒,阿根廷在此之前曾長期禁止醫療輔助的性別肯定措施,並懲罰跨性別者的生活[51]。

歐洲與拉丁美洲的後續立法

人權觀察的報告記載,在阿根廷之後的三年裡,哥倫比亞、丹麥、愛爾蘭和馬爾他四個國家明確取消了法律性別承認的重大障礙[45]。報告以愛爾蘭為例指出,該國2015年的《性別承認法案》是莉迪亞·福伊(Lydia Foy)長達22年法律抗爭的成果[45]。

馬爾他在2015年通過《性別認同、性別表達與性徵法》(2015年第11號法令),總統於2015年4月14日簽署[52]。馬爾他政府人權部門的介紹說明,該法以自我決定和身體完整為基礎承認法律性別,年滿16歲者可在公證人面前作出聲明,經公共登記處登記後變更出生證明,再據此申請更改身份證、護照和駕駛執照等證件;此前2004年民法修正案要求當事人完成不可逆的性別重置,相關條文在2015年被廢止[53]。對於未成年人,法律允許行使親權者或監護人向民事法院申請,變更未成年人登記的性別與名字,以反映其性別認同[52]。該法第14條禁止在未經知情同意的情況下對間性兒童實施「正常化」手術與醫療干預,馬爾他政府稱其為第一個作出此類規定的國家[53]。這一條款也使間性人的身體自主議題進入法律性別承認的討論。

在巴西,人權觀察2018年3月報道,巴西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得再要求希望更改證件姓名與性別標記的跨性別者接受醫療程序或經司法審查[54]。美洲人權委員會在2018年4月23日的新聞稿中歡迎這一裁決,稱最高法院承認跨性別者可通過自我聲明在民事登記中更改姓名,無須司法、醫學或心理鑑定,也無須接受手術[55]。人權觀察說明,在此之前,巴西跨性別者雖可在全國民事登記和部分證件上更改姓名與法律性別,但必須先接受強制性的精神科評估與手術,並取得檢察機關的司法命令[54]。

烏拉圭國會於2018年10月19日通過《跨性別者綜合法》(第19.684號法律),涵蓋就業、住房和手術干預等權利[56]。法律第1條規定,人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性別認同自由發展人格,而不論其生物、基因、解剖、形態、激素或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第4條把性別認同界定為每個人依其感受與自我決定而形成的內在、個人的性別體驗,可能與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一致,也可能不一致[57]。該法第10條為1975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能證明因性別認同而遭受國家機構暴力或被剝奪自由的跨性別者設立賠償制度[57];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法律監測報道把這一制度與1973年至1985年的獨裁時期聯繫起來[56]。這是少數以法律形式承認對跨性別者歷史傷害的例子。

南亞的立法與反轉

巴基斯坦在2018年通過《跨性別者(權利保護)法》,國際特赦組織稱該法由包括跨性別權利活動家在內的廣泛利益相關方起草和倡議,曾被普遍視為推進跨性別權利的積極一步[58]。該法規定了跨性別者的定義,以自我決定為基礎的法律性別承認,受教育與就業的權利,以及禁止歧視等保護[58]。但在2023年5月19日,巴基斯坦聯邦伊斯蘭教法法院宣布該法有關「性別認同」定義、跨性別者身份承認及繼承權的若干條款違反伊斯蘭教法,裁定人們不能按「自我感知的身份」改變性別[59][58]。國際特赦組織稱這一裁決是對處境本已艱難的跨性別與性別多元群體的打擊[58]。

2010年代的國際框架

2017年通過的《日惹原則+10》把性別表達與性徵明確納入國際人權原則的討論[46]。在區域層面,前述歐洲人權法院2017年的法國案判決,也把不可逆外貌改變要求認定為侵犯私人生活權[39]。

去病理化

跨性別者長期被國際疾病分類列為精神障礙,這是去病理化運動的主要對象;詳見跨性別去病理化的歷史。

全球跨性別平等行動(GATE)曾邀請來自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二十多名專家,在荷蘭教育、文化與科學部召開會議,探討跨性別健康在《國際疾病分類》(ICD)中的替代概念與模式[60]。2018年6月18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布ICD-11,並說明它將在2019年5月提交世界衛生大會供成員國通過,於2022年1月1日生效;世衛組織在發布新聞稿中特別提到,新的性健康章節納入了以往歸類於精神衛生疾病的「性別不一致」[61]。2022年2月11日,世衛組織宣布ICD-11已正式生效[62]。

世衛組織的常見問題說明,ICD-11以「青春期與成年期性別不一致」和「童年期性別不一致」取代了ICD-10中的「易性症」(transsexualism)與「兒童性別認同障礙」,並將其從「精神與行為障礙」章移至新的「與性健康相關的狀況」章;這反映了跨性別與性別多元身份並非精神疾病、而把它們歸為精神疾病會造成巨大污名的認識[14]。同一說明也指出,在ICD-11中保留「性別不一致」,應能確保跨性別者獲得性別肯定醫療及相應的醫療保險覆蓋[14]。

在專業規範方面,WPATH照護標準第八版於2022年9月6日在《國際跨性別健康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 Health)發表[28];WPATH的修訂說明則把第八版的修訂放在跨性別與性別多元者健康照護領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27]。第八版明確承認其知識基礎偏重北美與西歐,需要在其他地區作文化調整[28]。

東亞與華語地區

東亞各地的法律性別承認長期以診斷與手術為門檻,近年的變化多由司法個案推動。

日本

人權觀察記載,自2004年起,日本跨性別者要變更法律性別,須向家庭法院申請;根據《性別認同障礙者性別處理特例法》,申請人須接受精神科評估、完成絕育手術並具備與另一性別生殖器相近的外觀,還須未婚且沒有未滿18歲的子女[63]。2023年10月25日,日本最高法院裁定該法的絕育要求違憲[63][64]。國際特赦組織稱這是日本跨性別權利的里程碑式判決,同時呼籲取消其餘帶有歧視性的要求,建立以自我決定為基礎的程序[64]。人權觀察還指出,日本曾在2017年承諾修訂該法,聯合國專家與WPATH也都敦促日本取消該法中的歧視性要求[63]。更詳細的現狀見日本跨性別者的法律與醫療。

台灣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記載,2021年9月23日,法院在跨性別女性小E的訴訟中作出勝訴判決;由於被告桃園市大溪區戶政事務所沒有上訴,判決確定,小E於同年11月18日完成變更,成為台灣第一位無須出示手術證明而變更法律性別的跨性別女性[65]。公視新聞2026年7月的報道指出,依內政部函釋,辦理性別變更登記仍須出具兩名精神科醫師的診斷書及性器官摘除手術證明,但已有12名跨性別者經行政訴訟取得「免術換證」勝訴定讞[66]。報道援引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的統計,並記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再次判決一名跨性別者無須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即可變更身份證性別,敗訴的戶政事務所則表示將研議是否上訴[66]。個案勝訴並不等於行政規則已全面改變;詳見台灣跨性別者的法律與醫療與台灣LGBT運動史。

香港

2023年2月6日,香港終審法院就Q及Tse Henry Edward訴人事登記處處長案作出判決。案中兩名跨性別男性因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而被拒絕更改香港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對跨性別男性而言,整套手術包括切除子宮與卵巢並重建陰莖,屬於高度侵入性的手術,有術後風險與併發症,而且對包括兩名上訴人在內的許多跨性別者在醫學上並非必要。兩人主張拒絕申請侵犯《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保障的私隱權,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均駁回其司法覆核,終審法院則判上訴得直[67][68]。香港政府隨後於2024年4月3日宣布修訂政策:未完成整套手術者,一般在完成指定手術治療並符合其他修訂條件後,也可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政府同時說明,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並不代表持證人在法律上的性別[69]。這一政策並不是以自我聲明為基礎的制度;詳見香港跨性別者的法律與醫療與香港LGBT運動史。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性別重置手術以醫療技術管理規範的形式加以規管。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性別重置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規範(2022年版)》規定,手術對象在實施主體手術前須提供無在案犯罪記錄證明、精神科或心理科醫師開具的診斷證明、本人書面要求,以及已告知直系親屬的證明,並須滿足對性別重置的要求持續5年以上、未在婚姻狀態和年滿18歲等條件[70]。彩虹INFO在2022年5月的報道中,把這次修訂與2017年版規範作了對比:手術年齡門檻降至18歲;本人要求手術的書面報告不再需要公證,僅需本人簽字;診斷證明中把「易性病」改為不含疾病表述的「易性症」,並承認「性別焦慮/性別不一致」診斷具同等效力;診療證明也不再以完成外生殖器重建為前提,完成生殖器及性腺切除後即可出具,為變更身份證件提供了便利[71]。該報道同時認為,主流醫學界對跨性別等多元性別的認識仍有待進一步改善[71]。中國大陸社群的組織與倡議史,見中國跨性別運動簡史與中國大陸LGBT運動史。

2020年代:進展與反撲並存

美國與英國的司法轉向

2025年6月18日,美國最高法院在美國訴斯克爾梅蒂案(United States v. Skrmetti)中,以6比3的票數維持田納西州禁止為跨性別未成年人提供青春期阻斷劑與激素治療的法律[72][73]。田納西州2023年通過的SB1法案,禁止醫護人員為使未成年人認同或以不同於其生理性別的身份生活、或為緩解相關不適,而開具、施用或配發青春期阻斷劑或激素[72]。最高法院認為該法不適用更嚴格的審查標準,並滿足合理基礎審查[72]。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多數意見中承認,爭議涉及關於這一不斷發展領域的醫療安全性、有效性與適當性的激烈科學與政策辯論[73]。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持異議;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在異議中寫道,這一裁決「未加深思地」授權對跨性別兒童及其家庭造成無可估量的傷害。SCOTUSblog援引KFF的統計稱,美國已有超過半數的州制定了類似田納西州的法律[73]。

2025年4月16日,英國最高法院在「為蘇格蘭女性」訴蘇格蘭政府部長案(For Women Scotland Ltd v The Scottish Ministers,[2025] UKSC 16)中一致裁定,《2010年平等法》中的「男性」「女性」和「性別」指生理性別;持有完整性別承認證書、證書上性別為女性的人,不屬於該法所定義的「女性」[74][75]。此案起因於蘇格蘭《2018年公共委員會性別代表法》及其法定指引對「女性」的界定:該法為提高蘇格蘭公共委員會中的女性比例設定目標,原指引把具有「性別重置」受保護特徵並以女性身份生活的人也納入「女性」[75]。法院同時表示,這一解釋並沒有取消對跨性別者的保護:無論是否持有證書,跨性別者仍受「性別重置」這一受保護特徵的保障,也可以援引有關直接歧視、騷擾與間接性別歧視的條文[75]。

南亞的新變化

2026年,印度通過《跨性別者(權利保護)修正法》。聯合國特別程序致印度政府的函件記載,該法案於2026年3月13日提交人民院,3月24日和25日分別在人民院和聯邦院通過,3月30日獲總統批准[76]。國際特赦組織指出,修正案以「醫療委員會核實、再由縣治安官承認」的制度取代自我認定,與2014年最高法院的判決相悖;該法案在最高法院任命的跨性別權利專家委員會及反對黨議員明確反對下仍獲通過,專家委員會曾要求政府撤回法案並與跨性別社群進行實質協商[77]。修正案還納入了關於「強迫」「引誘」他人以跨性別身份示人的刑事條款,最高刑罰可達終身監禁[77]。聯合國特別程序的函件同樣從國際人權標準的角度對修正案提出關切[76]。

全球與區域數據

國際LGBTI聯合會(ILGA World)在2026年6月1日發布的數據中稱,有18個聯合國成員國在國家層面允許基於自我決定的法律性別承認[78]。同一組數據還顯示,有9個聯合國成員國禁止對間性青少年實施非自願且非救命必需的醫療干預[78]。這一統計取決於ILGA對「自我決定」的界定,與其他組織的計算方式未必一致。

歐洲與中亞跨性別組織TGEU在2026年5月12日發布的《跨性別權利指數與地圖》中認為,過去一年歐洲與中亞紙面上的變化不少,但缺乏持續的政治進展;許多進展由活動家和法院推動,而非政府主動作為,斯洛伐克和白俄羅斯等國的針對性倒退則與更廣泛的民主衰退相關[79]。TGEU列舉的例子包括:歐盟法院在多宗案件中確認官方文件應反映當事人生活中的性別認同、變更性別標記不得以絕育為條件,並在歐盟委員會訴匈牙利案中闡明歐盟價值與性別歧視法涵蓋跨性別者;捷克憲法法院的判決促成了不以絕育和手術為強制條件的新指引;奧地利憲法法院把非二元性別標記的承認擴大到間性人以外的人群[79]。報告還提到,波蘭法院的一項判決取消了跨性別者須起訴父母才能獲得法律性別承認的要求;阿爾巴尼亞則在申請加入歐盟的背景下,新設了涵蓋性別表達與性別認同的保護[79]。

總體而言,2020年代的情況並不是單一方向的「進步」或「倒退」:一些國家通過法院或立法降低了承認門檻,另一些國家則以法律或司法手段收緊承認、限制醫療或重新以生理標準界定性別[79][78][77]。

跨地區的共同主題

把上述各地經驗並置,可以看到幾條反覆出現的線索。

第一,承認的標準從醫學轉向自主。早期的法律承認普遍以診斷、絕育或手術為前提,例如日本2004年以來的特例法要求與香港的整套手術政策[63][67];阿根廷2012年的法律則明確不要求手術、激素或心理治療證明[50],馬爾他2015年的法律以自我決定和身體完整為基礎[53]。歐洲人權法院、日本最高法院與香港終審法院在不同年份就身體要求作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這一轉向[39][64][69]。

第二,「第三性別」與自我認同是兩條不同的路徑。尼泊爾、印度等南亞國家的判決以第三性別類別為核心,並在部分判決中強調自我認定[45][37];但人權觀察的研究提醒,設立第三性別類別並不等於當事人可以把性別標記改為「男」或「女」[48]。

第三,基層組織往往先於法律。從田德隆區的「先鋒」和紐約的STAR[19][22],到英國的「爭取改變」、南非的GDX和尼泊爾的藍鑽石協會[32][42][48],法律與政策的變化多建立在長期的社群互助、檔案收集與倡議之上。阿根廷官方也把2012年的法律歸功於特拉維斯提與跨性別社群多年的推動[49]。

第四,進展並非線性。巴基斯坦2018年的法律在2023年被部分推翻[58],印度2026年的修正案改變了2014年判決確立的自我認定原則[77],TGEU也把2026年的歐洲與中亞形容為紙面變化多、政治進展少的局面[79]。同時,2025年英美兩國最高法院的判決,顯示法院既可能擴大承認,也可能收窄跨性別者在特定法律中的地位[72][75]。

史學爭議與常見誤解

  • 「第一塊磚」:石牆暴動由誰首先出手,目擊者說法不一,紐約LGBT歷史遺址項目認為「沒有人能確定」[21]。本條不把這一行為歸於任何具體人物。
  • 德威餐廳靜坐的年份:費城百科全書、NBC新聞和霍布森報告記作1965年,斯特賴克的章節記作1964年[17][18][15][1]。
  • 庫珀甜甜圈店事件:學術敘述通常把它放在1959年[1][15],但有公眾意見質疑其唯一史料來源與地點[16]。
  • 跨性別紀念日的首次日期:有11月28日與11月20日兩種說法[35][34][36]。
  • 朵拉·里希特首次手術年份:赫希菲爾德協會資料記作1922年,德國紅十字會尋人服務處寫作1923年至1931年間的手術[7][9]。
  • 「第一」的說法:喬根森是當時最為人知的跨性別者,而非第一位跨性別者[10][1];阿根廷法律、馬爾他間性條款、GDX和Georgina Beyer等的「第一」,均為特定機構或媒體的表述[49][53][42][38]。
  • 術語的時代錯置:「跨性別」一詞在1960年代才出現於出版物,1990年代才廣泛使用[1];把它套用於更早或非西方的性別角色時,宜同時說明當時、當地的稱呼[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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